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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7

  1930年代,当第一批欧洲殖民主义的农业专家们来到西非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落后”景象震惊了。土著农民居然还在采取混乱无序的多元耕作方式,甚至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四种作物(这还不算亚品种)。

  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以如此幼稚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作物混种在一起纯粹是傻瓜,它们会抑制彼此的生长……”。仅仅从现代农业的视觉规则考虑,大多数专家无需做进一步的实际调查就会认为这些是技术落后的表现。殖民地的官员,以及独立之后他们的继承者,几乎都以同样的热情推动用单一种植取代多元栽培的运动。但结果却是——广泛的失败。

  慢慢地,人们认识到另一种规律的存在——如果其他方面是一致的,在热带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物种总会比温带环境下的多很多,尽管每种的个体可能少一些。采用多元栽培,是热带农民模仿自然的耕作技术。多元栽培就像热带森林本身,可以保护瘠薄的土壤不因日晒风吹雨淋而出现水土流失。

  多元耕作的策略帮助农民在两方面对雨水下注(热带农业更多受制于雨水,而非气温),一方面播种抗旱作物保持土壤,同时播种耐涝作物从雨水中获益。最后,在热带地区形成统一的、可控制的农业环境比在温带困难得多,而且这里人口密度比较小,从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看,为开垦梯田和建设水利工程组织大量劳力是不经济的。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热带地区的其它地方。表面上的混乱掩盖了深藏的逻辑。 如今,主流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以间作、轮作为核心的多元耕作,实际上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而单一种植的科学农业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从而最大化其目的——短期直接生产成果。为此,后者有意地漠视甚至破坏了一些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生态平衡、可持续性、水土保持、食品安全等等。但悲剧的种子已经就此埋下,并造成了后来西非地区多年的饥荒,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崩溃等……

  请放心,笔者无意在这里讨论农业问题。我真正关心的是另一个与“生态多样性”密不可分的领域——商业。

  最近学习总书记的“两会”讲话,明白了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以“市场经济”为底色,“社会主义”为特色,努力营造一种和谐发展的商业生态:既有苍天大树(央企)、也有各色林木(外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还有花草灌丛(成长型企业)和蕨类蘑菇(创业者)等等。

  这样的看法,在过去十年中似乎已逐渐成为市场人士的共识。但前不久,我和一位十年来从事孵化器和早期投资的老总聊天,他却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眼下的趋势是“大树遮天,寸草难生”。

  何谓“大树”,是蔚为壮观的国有企业。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有色金属公司,市值排名前五位的石油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还有垄断性的烟草企业、电视台(非公众公司)、电影公司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卸下包袱的它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仅仅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的也接近300个,甚至囊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粮酒糖期货、物流连锁、文化娱乐、服装销售乃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似乎个个都关系到“国家安全”。

  它们的赚钱能力更是毫不含糊。2009年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营收总额超过12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7500亿元。但这些利润主要来源于上游产业和垄断经营,除了国家给予的显性或隐性的优惠,这些利润还以挤压下游产业利润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换句话说,这些“大树”们将其阴影所笼罩的范围都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上述这位老总给我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2007年,他去杭州一个国家级动漫基地考察项目。当时,里面已经有50多家公司落户,政府支持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光每年减免房租税收和给企业的直接补贴就达2200多万元。而园区企业每年生产的动画时长超过9000分钟,相当于全国产量的1/10。

  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问题在于,动画片卖给电视台,比如中国最有钱的CCAV,每1分钟只付1000块。也就是说,9000分钟只能换来900万的主营收入。三年之后,他再去看,基地里只剩下三家公司。因为三年免租期已到,很多小企业无力支撑高昂成本,搬的搬,倒的倒。

  “为什么这些动漫企业没有产出?就是那些渠道都被国企给垄断了,再好的东西也卖不起价。如果是国企就要负责任,你怎么扶植?你说你只在他们制作那端扶植,到了出口那儿又给堵上了,那不是掐人家脖子嘛。”该老总坦言。

  还有比这些动漫企业更惨的。在一轮轮的整顿监管、牌照审核、扫黄打非中,许多互联网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已经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自从11月30日中移动等运营商宣布暂停WAP计费已经过去4个月,还没有恢复的时间表。很多SP、WAP网站以及广告联盟大概可以关门大吉了。

  因为控制了准入门槛和资源分配,我们的监管部门和央企就像挥舞着大剪刀的园丁,他们治下的产业生态,就像“整齐、美观、统一”的人工花园,就像国庆****前的团体操表演。在这样的“花园”里,最好只有一类公司存在,那就是像神州泰岳这样的公司。

  更大的危险在于,当丛林的主宰者无法再容忍符合自然选择规律的物种散漫生长之时,它们就开始不断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人工培育,甚至搞出转接不同基因的“异种”。

  从当年的小网通到后来的中星微,再到今天的无限讯奇、恒宝股份,一些雄心勃勃、八面玲珑的创业者,利用特权的支持,嫁接国内外资本,还有看似完美的商业计划,创造出新型企业。它们有着民间的身份,也有着天然的保护伞,很轻松地搞定牌照。但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企业,能够打败自然环境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公司吗?我表示怀疑。

  不过很有可能,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会比那些原始物种更讨人喜爱。因为其基因生来就为这个环境所设定的,它们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它们也有一流的执行团队,更重要的是它们听话守规矩,又值得信托。

  “像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企业你们敢不敢投?”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中国主流风投机构的老总。他们的回答各具技巧:“我们不太敢投,但很多别的基金敢投呀……”、“不排除吧,得看具体这个背景到底帮不帮得了企业……”、“寄希望于中国足够大,好项目足够多吧……”

  事实上,就连中国风险投资业也已经被一些转基因的“异种”所渗透了,它们的别名叫“权力PE”。

  今天,这些拥有转基因的“异种”,还只是少数“隐身人”拥有的特殊专利,这也意味着它没有自我繁衍的能力。但当它们成为被重点培养广泛撒播的物种成批出现,那些原始的物种不得不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主动选择与特殊利益集团嫁接。要么就得自己忍受更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被死亡”。

  也许要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工培养的“异种”是否潜藏着某些基因缺陷,一旦它们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些缺陷会不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但那时会不会已经晚了。

  在温总理的最新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

  但我很害怕它又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工程,变成一个只有“国家队”和种子选手才能参与的竞赛。如同20年前的863计划一样。

  在这些新兴产业领域,与其相信那些白天做报告晚上写日记的官僚们和发论文争项目剥削学生的专家们,我更看好千万创业者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所做的“布朗运动”。因为,实践总是走在认识的前头。

  我更想知道,在这些新兴产业里,到底是优先“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真正“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我们用不用花16亿去扶植一个无人问津的国字号“广州正佳电子商务网”?

  十年前,中国提出大力发展移动通讯产业。但只有“国家队”才有资格领取牌照。十年后,中国最牛的设备企业是华为不是大唐,最好的手机制造商也不是普天东信而是深圳的山寨机以及从山寨发家的天宇朗通、宇龙酷派、魅族等。有趣的是,它们都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也是国内手机普及率最高数据应用最活跃的市场,中移动收入最高的市场。没有这些野花野草,我真不知道中移动怎么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

  记得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那个年代里到处都是“花园”,但其实是没有什么花可看的。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最珍贵的其实不是“花园”而是“自然”,最鲜艳的“花朵”也只绽放在“自然”中。

2010-02-24

  三年来,全球最著名VC品牌的中国分号为何步履艰难?它还有机会翻身进入一流创投的行列吗?

  这是一个尴尬时刻。

  2009年岁末,由清科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创业投资机构年度排名中,凯鹏华盈首次跌出前20强,并且连续第二年无人进入十大投资家之列。

  如此局面大概是KPCB的灵魂人物约翰.杜尔(John Doerr)所不曾料到的。2007年初,当这位“硅谷教父”亲自出马为凯鹏华盈揭盅的时候,全中国的风险投资人都在屏息注目。斯时,国内最活跃的IDG VC、软银赛富、鼎晖和联想投资等都还未确立国际声名,而深创投等本土机构则刚刚走出低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家“一出生就含着金匙的幸运儿”会很快成为行业标杆。

  而结果却是,他一手搭建的凯鹏华盈(KPCB China)团队,5位合伙人中已有三位离开。其中创始合伙人之一的周志雄不但自立门户,而且带走了其个人所投的全部7个项目。而另两位则转投另一家美国大牌投资商Matrix的中国“分号”经纬创投。

  当2005年底出发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在硅谷与KPCB齐名)中国基金已经在管理合计约10亿美元和10亿人民币的总共4期基金之时,凯鹏华盈的第一只规模为3.8亿美金的基金仍有超过1亿美元的额度没有投完。一连串负面新闻更是缠绕着它所投资的部分公司:PPG、畅翔网、新传宽频、九钻网等。

  今天,全球最大的KPCB品牌LOGO仍然高挂在凯鹏华盈的上海办公室墙上,但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观察家看来,“凯鹏华盈迄今为止并未展现出清晰的投资脉络,也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案例,很难相信它出自于一家曾经投资过谷歌、亚马逊、EA、Sun等杰出案子的伟大风投。”

  诚然,作为一只存续期长达十年的基金。现在就为其下断语未免有些太早。但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中国创投市场,留给KPCB重塑威望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

  《创业家》杂志在过去数月的时间里,遍访多位核心当事人和LP、同行、被投企业创始人,收集了大量资料,力图还原凯鹏华盈这三年来坎坷经历的幕后公案。遗憾的是,凯鹏华盈管理合伙人汝林琪拒绝就此接受采访。真相无关对错,意见可能偏颇,我们只希望能对中国风险投资界的良性多元发展有所助益。

  不对称的“双核”

  早在2005年,KPCB已经有意进入中国。约翰.杜尔为此先后与周志雄、章苏阳、王功权等成名高手洽谈,看有无合作机会。周志雄尽管表示出浓厚兴趣,但当时他还要帮助赛富完成募集第二期规模达6.4亿美元的基金,而王功权已经同意加盟鼎晖创投,章苏阳则坐镇IDG 上海。几经谈判无果,红杉中国却已经搭建完成了由“沈南鹏+张帆”共治(创业家+成功投资人)的班底。

  2006年5月,KPCB转而开始寻求替代方案。在国内的众多二线创投中,寻找一个“Group”整体合作。候选名单中包括戈壁投资、联创策源以及TDF Capital(华盈创投)等。因为过往业绩出色,汝林琪领导的TDF最终被确定为KPCB的中国伙伴。并尝试性联手投资PPG等项目。

  2006年底,协助阎炎投完赛富二期基金后,周志雄决定单飞。这让KPCB方面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赛富即将的三期基金预计规模高达15亿美元,仅每年2%的管理费就可想而知。据知情人士称,2007年的“正月十五”,北京还下着雪。约翰.杜尔从温暖的加州飞过来,再次力邀周志雄加盟,这让后者感动不已。接着,约翰.杜尔又转身说服汝林琪。

  至此,KPCB CHINA搭建完成,它看起来是一个强力团队和一个业界高手的完美组合。而且,它可以在共享全球资源的同时,拥有独立决策权和人事权,其利润分成将由中美两地团队共享。此外,汝林琪还和周志雄一道进入KPCB全球管理合伙人的队伍。

  凭借着国际大牌+中国概念+明星组合,这只新基金在两个月内就非常轻松地完成了它的募资。唯一让LP们有些担忧的问题是,谁将是新团队的“老大”?因为从募资开始,三方就是各领一部分配额,自己完成。

  当时,一位对国内风投界很熟悉的LP(有限合伙人)曾经问周:“Joe(周的英文名)你想好了吗?到底是自己单干还是和Tina(汝林琪的英文名)一起为KPCB干?如果单干,我给你1000万美元,如果不是,我就给你500万……”。

  周志雄不解,那位LP干脆地答道:“我不太看好你俩的长期合作,你们的性格都太强。”

  一语成谶。

  周志雄和汝林琪虽然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投身国内创投业,但彼此只是相识,并无生意上的交集。周志雄成长于北京机关大院,多年的工程师背景,在美国留学工作过。极度冷静自信。在加入KPCB之前,他主持或参与过的案子总金额已超过3亿美元。但其天生的桀骜不驯,也让其前任老板阎炎大感头痛。

  汝林琪出生于台湾世家,12岁就移民美国。有着长达12年的投行经历,后被华人创投教父徐大麟带入VC圈。她的团队所管理的TDF基金一直规模不大,最大时也不超过1.3亿美金,奉行的策略是跟投——“找到别人已经投资的企业里最好的企业”。在一位与其合作过的投行人士看来,“Tina对权力非常看重,骨子里缺乏安全感。”这正是外表柔弱的她在男性当道的商业世界中能够出头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源自硅谷的VC是一个高度推崇英雄主义的特殊行业。只有业绩才能和威望划等号。一个团队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美式文化,都需要一个威权型的“Boss”或者魅力型的“Leader”。在鼎晖和赛富,吴尚志和阎炎是毋庸置疑的头号人物。IDG VC是周全主持。而在KPCB,约翰.杜尔则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但最终,阅人无数的约翰.杜尔还是为凯鹏华盈选择了一个“双核”结构,而且是一个极不对称的“双核”结构。

  新团队成立之后,一分为二。周志雄独自负责北京办公室,而原TDF团队则以上海为本部。4个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周志雄一人加上汝林琪、钟晓林和徐传陞三位来自TDF的合伙人。投资总监吴运龙(后升为合伙人)也来自TDF。“投资决策会议每月定期召开,每次都是周飞去上海”。

  直到周志雄离开前,北京办公室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除了他自己,一个分析师、一个投资经理、一个副总裁(还是上海招募过来的)、和一个前台接待。而周希望能够加快投资节奏,为此他需要雇更多真正理解行业的人士。但据知情人士称,他的推荐总是一再被上海方面否定,“我们不反对你增加人手,但这个人选我们不喜欢”。而在一位业界观察者看来,人数多少其实直接关系着管理费和利润的分配。

  更微妙之处在于,他们并未形成一个真正“Team Work”的文化,也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BOSS”。双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不愿意为了某个项目深入探讨甚至公开争吵,而个人看法被隐藏在心中。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双方各自提出的项目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只有一个案子周投了反对票(投委会采取的是多数决定制)。但这也就进一步模糊化了“什么案子是凯鹏华盈该投的”这个评判标准。

  双方的投资节奏也迥然不同,周志雄一个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投下了7个案子,总金额达到5千万美元。而上海团队在整个2007年,仅仅投下了5个案子,金额最少的一个案子甚至100万美元不到。据说,上海的合伙人不得不委婉地提醒周,“注意一下速度”。否则,这期基金完全可能在一年半内全部投完,而当时正是整个私募资本市场日趋疯狂的时候。

  此时,在局内人看来,“双方差别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地步,这个事除非有一方改变他的做事方式。”再继续合作下去要么出“大问题”,要么就是“半半拉拉”。

  又蛰伏半年后,双方终于选择和平分手。“一个人带走了自己的案子,另一个人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KPCB以后的发展道路应该就是Tina的发展道路。”一位了解内情的观察人士称。

  有意思的是,在周离开凯鹏华盈后不到一年,红杉中国的“双核”之一张帆也低调离职,知情人士称是因为其所投项目业绩平平所致。但带来的结果则是,红杉中国打上了更加鲜明的“沈南鹏烙印”。2008年成立的经纬创投,放弃了“双核”的想法,引入三位管理合伙人,各有侧重,张颖承担了更多的居中协调职能。

  道不同,不相为谋

  按照业界老大阎炎的看法,风险投资是一个TOP 10的公司拿走80%利润的行业。美国同行的30年数据统计,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

  这显然不再是一个运气的问题。真正一流的机构,无一例外地拥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判断体系、分析方法和做事方式。只有形成了这样的“DNA”,并且渗透到每一个合伙人,才能够保证持续地发现一流的公司,并获得丰厚的回报。

  对于一个全新的机构而言,必然面临着一个“鸡和蛋”的悖论。团队要走向成功,就需要认同一个理念,而且相信它一定会成功。但反过来,没有碰撞出这个共同的理念,团队又无法真正凝聚。

  那么,凯鹏华盈又该如何形成自己的”DNA”呢?是以KPCB美国为样板,还是遵循汝林琪在TDF擅长的路线?抑或以周志雄的风格来主导?

  这在很长时间是一个问题。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交流讨论策略方向,但真正到做事的时候,发现还是不一样”,一位局内人坦言。

  具体而言,就涉及到基金专注在什么领域?专注于什么发展阶段的项目?项目从哪里来?领投还是跟投?投多大的金额尺寸?投资节奏根据什么来调整等等。

  如果以一个100名选手参加的万米长跑打比方。在硅谷,像KPCB、红杉这样的机构可能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在挑选种子选手。而国内像IDG VC这样的可能在跑到3000米时就介入,这时可能还有70名选手在场上,等到最后1000-2000米时,鼎晖、赛富这样的机构开始介入了,他们会在10个选手挑出5个。此时往往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当然,一些本土的机构可能在最后500米时,还会杀进场来。

  而周志雄所希望的是,在跑到5000-7000米,还剩下20-30个人时,就挑出5个种子选手。“这应该是一个高回报的区域,”他认为。“在美国,不做早期的案子你就没得做。在中国,太早期的案子还是不行,失败率比美国高很多”。他理想中,中期项目的失败率应该控制在10%-30%。

  而在今天的凯鹏华盈团队,按照合伙人周炜的说法,关注的主要是中早期和早期的,其中有1/3的案子可能是3000米的,甚至还有起跑线的案子。

  相对而言,汝林琪更强调外部合作。事实上,在凯鹏华盈迄今为止的20个案子中,有16个是与其他机构合作的。由于早期项目的不确定性更强,汝林琪往往更倚重于合作伙伴如北极光创投等的判断。

  但在周志雄看来,“最好的案子别人是不会跟你分享的”,以“鹰眼”著称的他更信赖自己的独立判断。“他追项目追的很紧”,像红孩子这样的项目就是他从别人手中虎口夺食的。一旦看准了,敢于大手笔投入。这是同行对其的评价。

  在凯鹏华盈期间,周所投的案子全部都是在500-1500万美元之间,其中包括两个近年来VC几乎绝缘的芯片项目。“TMT这个行业我懂所以敢投,清洁技术这个行业KPCB教给了我很多”。

  “有的人害怕自己的项目没人抢,我更喜欢一个人投完偷着乐”,除非能给项目带来新的重要资源,他不愿意别的机构与其分享。

  “像周这样的做法有风险,也要花钱投入的,要请真正懂这个行业的人。跟投是不需要花太多钱的,成绩也不会差。但是,绝对不可能进入业绩最好的那个队伍中”。一位资深的业界人士评价道。

  双方分歧的另外一点在于,如何吸收KPCB美国的成功经验。周志雄认为,“他们在美国的成功经验,不能全部转到中国来,甚至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转到中国来。”

  比如清洁技术,这是KPCB首倡的“下一个大趋势”。凯鹏华盈自成立起,也就把清洁技术放在了高度关注的领域。但周志雄认为,“这个领域范畴很大,角度可能很不一样”,“他们投技术,我更关注商业模式”。“在中国,技术型公司能够冒尖完全是偶然现象,在美国,技术型公司的成功率反倒较高。”他投的7个案子中,只有1个搞垃圾处理的。

  而凯鹏华盈则把目前已投金额的40%押宝在了清洁技术上。合伙人周炜指出,“对于下一代清洁技术,外资VC有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调动KPCB的全球资源,使我们能够比同行更早一些捕捉到机会。”只要需要,“我们可以邀请美国技术专家来做尽职调查,然后独立做出投资决策。”

  可以理解,对于这支过去以跟投中后期项目为主的团队,要转向关注中早期甚至早期项目,必然意味着更陡峭的学习曲线。

  还有相应的学费。事实上,凯鹏华盈迄今为止所有的坏运气都体现在互联网领域的早期项目上。

  PPG的上千万美元投资已经血本无归,这已经成为上一轮泡沫中最经典的失败案例。畅翔网的董事长林东输送利益给自己的其它公司(故事详见本刊去年6月号的《真伪创业家》)。而落后于竞争对手的九钻网已经不得不换上第三任CEO。而这些项目的创始人,之前都被认为是能力超强之辈。

  由于在互联网领域投资的表现乏善可陈,汝林琪正在把资源向清洁技术和生命科学倾斜。但这两个领域可能意味着更长的等待期。

  在凯鹏华盈一步步离开互联网行业之时,原来以投资互联网、医疗健康为主的徐传陞、吴运龙会没有想法吗?他们显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分道扬镳

  建国门华润大厦1001室,昔日凯鹏华盈的北京办公室,如今已经换上了“凯旋创投”的门牌。这是周志雄的新事业所在地。他内心仍然对KPCB充满敬意,“如果不是约翰.杜尔的宽容大度,我不可能带走自己投的项目,也不会如此顺利地重新开始。”

  相隔不到2公里的王府井东方广场。从投资总监提升为合伙人不久的周炜主持着凯鹏华盈北京的工作。办公室里增加了一些新面孔。负责人力资源招聘的董事靳问,曾经在500强和猎头公司工作多年的她,现在主要帮助被投企业招募高管。十年审计经验的财务董事孙岚,她会密切注视项目公司的进展并对潜在投资对象做财务尽职调查。还有一位高级顾问,他曾是TDF基金投资的某个失败项目的创始人,“他有足够的经验和人脉资源”,周炜称。

  事实上,这些均可以看做凯鹏华盈对过往的一个小结:越是早期投资,越是要关注创业者是否值得信赖。一流的团队可能比一流的Idea更重要。

  2009年初,汝林琪曾在一个投资论坛上,公开承认:“直到最近一两年,我们才第一次碰到诚信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怎么样未来可以避免这个事情。我们投的1、2家企业,发现CEO为了短期利益做了些事情,我们希望撤掉他。但是,我们做投资的合作者可能跟我们的判断不太一样,希望这个公司可以继续活下去……”

  在多位业界同行看来,尽管风格手段不乏争议,但红杉中国资本是三大国际VC中最早在国内确立地位的。从人和商业到匹克运动,从福建利农到飞鹤乳业,尽管与红杉美国的风格大相径庭,“沈南鹏已经写出了自己的文章”。

  而后到的经纬创投,则凭借着安居客、保利博纳、汇通天下等项目迅速崛起。

  如果排除周志雄带走的7个项目,KPCB在中国3年只投了21个项目。而2005底进入中国的红杉,目前为止已经投了76个。2008年1月进入的经纬创投也已投下17个案子。

  凯鹏华盈必须在可见的一两年内,加快投资步伐,并尽早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恐怕再难有机会上位。

  事实上,今天的凯鹏华盈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国化。“我们和KPCB美国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除了寄予厚望的清洁技术,凯鹏华盈还请来了KPCB美国的华裔合伙人李怡平,专门负责生命科学领域。

  “2010年,我们有两三个项目有望上市退出”,周炜称。如果不出意外,将是中航惠腾风电、天人生物农药等。但愿,凯鹏华盈好运气。

2010-02-02

  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源自于创始人自身的道德和信仰,也是后来一切商业行为的出发点和奠基石。

  2009年岁末,登陆香港市场的最后一只新股是一家卖木梳子的内地公司。

  它的品牌你应该不会陌生——谭木匠(HK:0837)。没错,创始人就是那位秃顶、留着两撇粗胡子、长得很像艺术家的残疾人谭传华,小店门脸上还总挂着“我善治木”的牌子。

  虽然其总盘子并不大,年营收不过1亿多人民币,“谭木匠”却以黑马姿态在上市首日就涨了52%,总市值接近10亿港币。

  这家公司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好奇:

  第一, 木梳镜子这些小物件都是很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非常容易仿造。全中国做木梳的成规模的企业超过200家,偏偏只有谭木匠产品的毛利率超过55%,纯利率不低于30%。这快赶上芯片、软件业的暴利了。80-300元一把的高价梳子,而且不打广告甚至从不降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 它用十年时间织就了一张遍布全国31个省市853家特许加盟店的销售网络。众所周知,中国商业的诚信环境不好,一特许就乱,一加盟就散。前两年曾经红极一时又迅速败亡的“土家烧饼”就是最好例证。像如家、小肥羊、味千拉面等这样的连锁上市企业也都是以直营为主,谨慎加盟。

  事实上,“谭木匠”并非什么百年老字号,谭传华夫妻1997年才开始干,与国内最近这批创业板公司发家也就是前后脚的事。(插句闲话,后者里面相当一些公司的质地并不见得有多好,拿的钱却是谭木匠的好几倍,市盈率更是高得吓人。)

  那么,谭木匠又是怎么做到上述这两点的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商业模式,答案其实也已经写在招股说明书的显著位置,就六个字:“诚实、劳动、快乐”。这正是谭传华所谓的“企业价值”。

  “诚实是赢取客户信任的最佳方法之一”。税该交多少一点不少。使用的是普通木头绝不写成紫檀。因为“谭木匠”梳子是纯天然的,所以容易因为使用不当而发生损坏,于是谭传华干脆将产品弱点直接印在了产品包装上,以昭示顾客,“买者慎买用者慎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谭传华很清楚自己和加盟商的关系。在“谭木匠”,所有的加盟商统一叫“店长”。一年之内,凡是店长觉得不好卖的货都可以原价退货。“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地处理总部和加盟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企业的诚实。”谭传华认为。每月一期的内刊,谁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老板错了也会写检查登在上面。

  “每个人都应该勤奋工作,以及获得受聘机会”。谭木匠的每一把梳子都是新的,但齿没有棱角,好像已经梳了十年、二十年,这不是靠打磨,这就是谭木匠的绝活。现在,谭木匠在一把小小梳子上已经拥有66项专利,开发出了2400多种款式,似乎有点儿夸张,但真的很用心。

  谭木匠创立至今,一半工人属肢体伤残、听障或视障等残疾人士,主要内地加盟商都是个体商贩,这些人皆非社会上流阶层,早早体会生活艰辛。“提供可靠的产品与优质服务,在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给予特许加盟商、员工及本集团工作上的满足感”,此谓“快乐”。

  企业对店长好,店长就对员工好,员工就对顾客好,顾客就对企业好……这是谭木匠的自循环系统。按松下幸之助的说法,“诚实的行为才能走得更远”。

  转头再说另外一件最近被炒得火热的事,谷歌退出中国。

  关于它的得失利弊、是非因果,坊间众说纷纭。但有一条理由,是很多国人所不理解的。就是其创始人布林反复强调的“Don’t be evil”(不作恶)。

  以“整合全球信息”为目标的Google把自己的商业价值建筑在这个价值观之上。因为人们相信Google,才能使它成为过去十年间,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企业。也为了捍卫这个价值观,Google才会决心放弃一个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年营收数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因为任何作恶行为(比如改变用户的搜索行为和结果)都会阻挡信息正常流动,最终受损害的不仅是用户的利益,更是Google的利益。

  一个是最高科技的公司,一个是最传统行业的公司,一个有所不为,一个有所为,而他们的放弃与成功都是与价值观有关。

  那么,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源自于创始人自身的道德和信仰,也是后来一切商业行为的出发点和奠基石。比如沃尔玛的“天天平价”。

  通常,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在成立之初的18个月就基本形成了。这是一个创业者要为企业找到超越赚钱之外的存在意义,这种深层次动机会融入到企业的血液之中。换句话说,日后那些企业内宣部门绞尽脑汁总结出来的词都是扯淡的。

  还必须提醒各位的是,好的价值观并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它甚至会在很多时候影响你的发展速度,甚至让你心神不宁。不过,价值观最终将决定这个事业能走多远、能做多大,能不能被社会所认可和尊重。

  为什么很多老字号收归国营或者被职业经理人接管后,如今日薄西山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因为经营者非所有者,只是在使用这个品牌,走得太远就忘记了当初出发的原因。

  当然,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制度而非道德原则。但这个系统的缔造者如同一个造钟的人,他从第一天起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和感情来对待这份工作,用什么的样方式选择组合这些零件,他和后来的使用者用什么样的标准手段来维护保养这些个体,决定了这个钟能运转多久,能创造有多大价值。

  中国绝大多数搞连锁经营的,为了统一品牌、控制品质、保证回报。恨不得用上最先进的IT系统、标准化管理手册、厚厚的法律合约,就这样还宁愿直营不愿搞加盟,为什么呢?

  谭木匠的招股书里坦言“本集团对其特许加盟商的不当行为及滥用本集团品牌并无控制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共同价值观做纽带!其他的一切东西都弱不禁风。

  中国过去30年,从不缺少快速成功的公司,但能够持续成功的公司少之又少。

  很多企业,它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就是为了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赚钱。这也是一种“达尔文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这样的企业的成长也很快,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比如那个天天砸广告卖牛奶的。

  巴菲特最近说过,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有时候,道德会帮助你,有时候,道德是中性的,不过,道德绝不是一个拖后腿的东西。至于走歪门邪道,压根就用不着。”

  中国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呢?我想还不是。在当下,像谭木匠这样健康的商业细胞还不多。坚持原则往往意味着要吃亏,要受气,要慢一拍。很多人宁愿屈从甚至主动附身于那些充斥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必要之恶”。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肯定那些有着单纯价值观的人呢?为什么不鼓励那些去炒房炒股或者移民的人重新回来做实业呢?

  价值观问题,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的大问题。

2010-01-06

  2010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伫立在40年来最冷的北京街头,深深体会到一件事情:预测是一件多么自讨苦吃的事呀!

  不到一个月前,我的媒体同行们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连大街上卖烤白薯的都知道北极冰山快要融完了,“《2012》”好像迫在眉睫。但这会我敢打赌,首都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全球气候变暖这事。

  跟自恋的气象学家们一样,各大媒体也照例得在岁末年初搞些危言耸听的预测。一方面是为了显摆我们的话语权同时有效地填空版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读者大人们总希望在发牌前就提前看到底牌的天性。

  问题在于,预测有用吗? 第一,我们也不是神仙,没办法真的告你结果,只是提供一种从现实出发的参考,一种大概率的可能。越多人相信它就越可能成真,反之亦然。第二,预测完了是会变化的。因为预期决定行动,行动改变结果。2009年的这个时候,就算任志强这样的地产狂人也不敢说房价会变成今天这样,但它真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但这正好也是我——一个长期关注创新商业的家伙,为什么要加入“自讨苦吃者”行列的原因。我斗胆希望,下述的部分预测,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实现之;还有一部分预测,能够促使大家去改变它。

  毕竟,我们可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没有什么不可能。

  以下是本人提出的15个可能(抱歉,没有压缩到十个):

  1, 热钱傻钱带来新一轮资产泡沫化。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区别只在于是38度低烧还是42度高烧。轻公司要重型化,全产业链成为热门词。高成长公司的老总们,比的不是会不会赚钱,而是会不会花钱

  2, 国内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超过150家,开始剧烈的“去泡沫化”,市盈率平均降到50倍左右,一批“注水猪”被曝光。但中国版的思科、星巴克、谷歌还得再等几年。

  3, 政策推动的“自主创新”变为“国家队”创新的代名词。但政府很快会发现,“样板工程”大多无疾而终。真正出彩的还是无数创业者随机的布朗运动和“山寨”起义。

  4,太子党和利益集团全面进入高成长行业,只要有审批有牌照的地方就有“狼”出没。创业者和VC都面临痛苦的抉择。特权庇护你要不要?你不要竞争对手要了咋办

  5,天使投资人成为热门职业,企业家个个争当天使投资人,但成功转型的往往是过去搞企业不那么成功的。本土风投走向公司制,因为GP搞不定LP,股东们人人都想说话。

  6,“Made in Chimerica”成为国内新一代技术型公司的主流。金融危机后,由于资本和市场控制权逐步向中国倾斜,技术控制也会逐渐迁移。新一代公司会利用美国的廉价技术和国际人才,用中国的资本和生产力,打中美两地市场。尤以清洁技术和生命科学两大领域最热

  7,在Facebook上市并成为新的现象级公司后,本土的Web2.0、B2C电子商务领域出现第一批符合上市标准的公司(净利润在3000万人民币以上)

  8,政府以鼓励弱势群体创业为时髦,大公司以搞公益创业为时髦,资本家以创业板名义圈钱为时髦,培训公司以办创业成功学课程为时髦

  9,成长最快的本土消费品公司是学会了两条腿走路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做出口代工横扫,在国内市场借渠道做品牌内销,两手都很硬,代表是匹克,不是美特斯邦威。

  10,文化娱乐产业成为继户外媒体之后的另一个新泡沫。受了《三枪》抢钱的刺激,网游公司集体搞电影,煤老板集体搞电视剧。

  11,长期被60后70前的上一代创业者压制,又被“80后”抢风头,75后的这一代创业者终于浮出水面,成为“创业”的主力军。

  12,受电子商务的带动,物流和支付成为下一个热闹的战场。

  13,电纸书被证明只是一个跟“商务通”差不多的过渡性产品,真正革命性的是苹果的iSlate。那才是PC和手机之外的第三类终端。

  14, 因为运营商没能从3G中赚到钱,所以也不会让无线SP、CP们赚钱走。联通iPhone手机最大的用户是联通员工自己,谷歌的Andorid系统成为山寨机标配。

  15,世博会跟奥运会一样,只是一场万邦来朝的“SHOW”。不能指望它拉动上海GDP,拉动GDP的还是房地产和五星级酒店。

  据说孔夫子研究《易经》十年,最后得出一句话:“不占而已矣”。他老人家不是不会占,而是不想占。意思很明白:一个人做事只问应该不应该,尽力没尽力,少问结果怎么样,至于最后如何,自有定数。我辈虽然没有那么高境界,但该做的事恐怕还得做。

  (PS:去年写了一个预测2009,回头翻旧账,貌似对了一半)

2009-12-19

  上上周末,我没有到电影院排队去看《三枪》,而是蜗居在家,抱着电脑看《海盗电台》(The Boat That Rocked)。顺便坦白一下,这是未经许可,用电驴非法下载观看的。因为我确定地知道,这种“非主流”的文艺片,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而正规上映的。

  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66年英国的半真实故事觉。那时,国有的BBC是播放正统古典音乐的重地,每周留给摇滚和流行乐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地下的“海盗电台”(Pirate Radio)却在秘密地7×24小时地播放摇滚和流行歌曲。2500万人(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一半)都在听这个电台的音乐。这个摇滚的根据地建立在北海的一艘渔船上。一群“有头脑、无信仰”的年轻DJ聚集于此,而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名叫昆汀的精明商人。他利用听众的狂热支持拉到了许多广告赞助,并且绞尽脑汁来规避政府的管制。

  当然,就在这帮DJ在海上过着他们所鼓吹的“音乐、性和大麻”的嬉皮生活之时,充满正义感和责任心的政府已经感到责无旁贷了。他们担心这种没有节制的“靡靡之音”会腐蚀英国的青少年,“就像肮脏的下水沟,夹带着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还有不道德”。

  负责管理国家电台的大臣道曼迪早就打算拿这帮法外之徒祭刀,他发誓要在一年之内关闭掉这个海盗电台。领命行事的下层官员于是摩拳擦掌,警告海盗电台的广告客户,甚至不惜化装“潜伏”上船来找出漏洞。

  但大英帝国毕竟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法治的国家,政府不能随意屏蔽其波段,也没有英勇无畏的城管弟兄帮忙“钓鱼”。既然现有的法律管束不了这帮混球,于是,他们只好创造出一个新的触犯海洋法案来让海盗电台违法(因为他们的电台干扰,“使这个国家中肩挑炸鱼薯片经济的伟大渔业家们,无论男女,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且成功地在议院获得了通过。

  最终,按照官方的报道来理解,“扫黄打非”取得了重大胜利。渔船在逃避执法人员追捕的过程中引擎爆炸而自沉,海盗电台被取缔,DJ们跳海,后被自愿赶来的听众所营救。

  根据影片结尾所述,到1967年的夏天,海上电台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但是,自由的梦想并没有死亡。今天,英国有296个独立电台终日播放摇滚和流行音乐。摇滚文化也浴已经成为今日的主流之一牙。

  有关这部电影的一切,我不是在《参考消息》,而是通过像“豆瓣”这样的网站了解到的。我还注意到,豆瓣上有32408位朋友评价了这部电影,除了少数留学海外的同胞,估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是通过BTchina、VeryCD、迅雷这样的网站下载观赏。

  据说,很快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黄色”,没有“盗版”,没有志愿工作的“字幕组”的新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想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获得热爱艺术的江青同志赏识,躲在“内部放映室”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关于音乐,还有另外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1999年,18岁的大学退学生Shawn Fanning仅用三个月时间创作出了一个改变网络生活的软件。通过结合档案搜索、交换、即时传输等已有的一些技术,人们能够很方便地把音乐从CD转化成MP3格式,并联网进行音乐的交流和分享。很快,他开办了一家以Napster(他上学时的绰号湿头发)命名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平台供用户上传、检索和下载音乐作品。

  这家公司开创了互联网上免费的潮流,并很快吸引到数千万用户。人们不再购买昂贵的CD唱片,这让几大唱片公司非常愤怒。1999年,国际五大唱片公司起诉Napster,指其涉及侵权歌曲数百万首,要求每支盗版歌曲赔偿10万美元。2000年2月,法院判定Napster败诉。Napster提出上诉,二审依然判其败诉。几经讼战,2002年6月,Napster宣告破产。

  尽管Napsrer的商业冒险失败了,但它的创意却激发了更多的后来者。像苹果这样信奉“海盗精神”的公司设计出了更先进的商业模式(出售iPod播放器,在iTunes上销售定价0.99美分的MP3歌曲)。今天,人们享受音乐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但音乐工业并没有因此死掉,衰亡的只是CD唱片而已。有才华的艺人也发掘出更多的渠道赚钱(中国的特色发明是彩铃)。

  转述这两个故事,其实只想重申以下三点常识:第一,创新就像蓬勃的野草,不会循规蹈矩地生长在规划好的田地里,必然跟现有的环境秩序相冲突;第二,创新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监管者需要慎重考虑是用理性的方式处理,还是用粗暴的手段打压;第三,只要是真正好的创新,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市场新的主流。

  格子的世界

  今年年初以来,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许多朋友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好的变化,就像《海盗电台》里DJ听到新法案颁布时的感慨:“我们正站在山的顶峰,朋友再过去就只有下坡了。或许将来会有更好的日子,但我表示怀疑……”

  从强制安装“绿坝”到无证视频网站的关闭,从“魔兽”的无法落地到谷歌的失灵,再到饭否、译言、BTchina等众多网站因为“技术故障长期维护中”,以及最近的WAP网站计费暂停,移动广告联盟被禁,未备案网站悉数被关……中国互联网业的生存环境比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酷。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杯具的事情。互联网产业或许是中国经济过去10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

  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 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等等。

  因为工作关系,我结识了这些被关网站的一些创业者,在我看来,他们是一帮极其简单善良,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他们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破坏和谐社会与腐蚀青少年的意识行为。

  但或许是因为已经有超过3亿的网民、突破7亿的手机用户,或许是技术的洪流冲垮了一道道行业篱笆,让我们的政府深感责任重大,“看得见的手”要取代“看不见的手”。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工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商务部、中宣部、国新办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中国互联网过去10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

  当然,我们可以相信政府官员们这样做是出于充分的理由。“扫黄打非、保护知识产权、斩断色情产业链、保护未成年人“等任何一面旗帜的举起都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且我们的官员们也习惯了”家长、保姆和导师”等多重角色的扮演。

  但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公众利益,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开动强大的行政机器,是不是因为有个别小孩违规喝了啤酒就把所有的酒吧关掉呢?

  坦白说,互联网需要的是管理而不是管制。创新的好坏应该交由市场来评判,市场评判不了的,交由法律来裁决。

  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政府或者其他公司首先看你的创新有没有侵权违法,然后可以上法院告你,申请强制执行,在宣判之前,你还有机会要求第三方的“听证”,即使输掉了,你还有上诉权。除非你像Napster一样官司彻底输了,你在商业上就死了,但在中国,你的网站突然死亡了,你连被谁拔掉网线的都未必知道,因为有权封你的衙门很多,更不要说找地方讲理。

  “如果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像我这样的人,我相信它能保护所有人,因为我是最下贱的人渣。”这是美国传记电影《性书大亨》中色情杂志大亨拉里弗林特的名言。

  在我们这,爱流眼泪的温总理也一再强调“法治天下”。他还做出过具体的阐述:第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但实际上,我们推行的是“德行天下”。谁拥有道德裁判权呢?是“以德服人”的政府官员。按照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每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完全是其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的产物。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成为社会的占优势的道德体系。”

  海盗的梦

  性产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产业,即使有一天.com消亡了我相信性产业也不会消亡。互联网和手机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廉价和方便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渠道,但即使斩断了这两条通路,你认为就能在中华大地上解决这个问题吗?有本事把东莞给平了,看看广东的GDP会不会下来?

  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它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多方利益平衡机制。今天,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变成一种商业武器,被财大气粗的大公司用来对付狡猾的“海盗”。但即使在欧美,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也已经被互联网冲击得摇摇欲坠,因为获益的是大公司,而非真正的创造者和需求者。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知识只有通过共享才能有更多的公众价值,因此限制知识的传播必然会使整体社会运行效率低下。所以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应影响到知识的使用和传播。如果单独一方或者局部利益团体对知识使用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人为地增加了垄断,垄断因素又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并最终抑制更多的创新”。

  从Linux开始,以BT、山寨为高潮,“海盗”式的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全世界的商业力量都在通过协商,争吵、角力甚至一轮轮诉讼来寻求新的平衡。旧的法律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我们应该寻求一个更优的法律解决方案。

  但这个方案绝对不是一个“办证”的方案。现实已经给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当越来越多的主管机关对互联网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审批制度或许可证制度时,风险资本必然流向拥有资源和后台的一方,胡雪岩式的智慧也会压倒苹果的“长尾”谷歌的“免费”,而最终被扼制的就是创新活力。

  于是,当国外的大公司争先恐后地打造出大平台来吸引更多的创业者时,中移动、央视这样的“正规军”们却在用暂停WAP收费,收编暴风影音这样“堂而皇之”的方式来挤压创业者的生存空间。

  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

  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

  反之,如果我们真的把无国界的互联网变成局域网,如果必须官员们点头才能决定什么人有权搞创新和什么是好的创新,如果只有中科院、中移动、中国联通、CCTV这样的“三好学生”才有资格去实现创新,那么,这样的“自主创新”恐怕“只是一个传说”。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海盗党”的一员。在巨人与大卫之间,站在大卫这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站在江湖这边;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站在新的这边;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站在人欲这边;在权威与叛逆之间,站在叛逆这边;在和谐与变革之间,站在Change这边……

  有些时候,我必须承认,自己会对所处的这个社会感到失望,但因为身边总有不放弃希望的朋友,总能看到排除万难的创业者一再被打倒又一再爬起来,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失望而选择绝望。

  就像在电影《海盗电台》里,最后沉船时,DJ“伯爵”对着话筒喊出的话:“时光匆匆流逝,政治家们会用尽手段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世上的青年男女会继续做梦,把梦编织成歌曲……今晚值得悲伤的是,在未来会有很多很棒的歌,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去播放了。但相信你我,好歌会继续写下去,它们会在世界各地被欢唱……”

2009-10-11

  深圳创投帮:一群“土狼”的成长

  采访|申音 白明婷

  文|《创业家》记者 白明婷

  编辑|申音

  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本土创投为何聚集于深圳?它们到底有什么独特战法?在过往十年中又经历一番怎样的死去活来?

  1999年,受命组建湖南电广传媒(18.61,0.94,5.32%)旗下投资公司的刘昼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北京,还是深圳。到底把总部设在哪里?

  北京是首都,也是金融和科技中心,各方面的便利条件自不必说,电广传媒已经专门派人看好了东方广场的写字楼。但时任电广传媒总裁助理的刘昼内心里却更倾向于深圳,因为后者是中国改革的桥头堡,毗邻香港、市场化程度高,而且未来的创业板很可能设在这里。

  两相比较依旧难做决断,刘昼最后请了一位懂周易的高人来指教。这位朋友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风水之法算了一卦,结论是南方旺财。这正好暗合刘昼的心愿,于是达晨创业投资公司(下文简称:达晨)最终扎营深圳。

  不过,大师虽然算中了结果,却没有说破过程。到2004-2005年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候,由于创业板迟迟未开,达晨的报表上年年都是亏损。母公司电广传媒已经通过决议,要把公司全部撤掉,只留一两个人回长沙看“摊子”。好在董事长最后否决了。

  恰恰也在这个时间点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下文简称:深创投)的第四任董事长靳海涛走马上任。当时,这家深圳最大的国有背景投资公司已经被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公司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再黑暗的隧道也总有尽头。2005年底中国股市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中小板开启,到了2008年,深创投和达晨分列中国创投50强之首和第八名(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风头压过了很多老牌外资VC。

  今天,以深圳为大本营的创投机构已经逾200家,而占据了全国1/3的份额。在日前公布的创业板首批108家申报企业名单中,有深圳创投参与投资就超过30家,其中深创投和达晨各有8家之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诞生了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一群本土创投?

  在经历过十年的死去活来后,它们究竟进化成了什么样的商业动物?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幕后控局?凡是见到过这些控局者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和媒体报道中的大牌投资人形象,完全划不上等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备一个好VC应该有的“贪婪和冷酷”,也许他们还多一点点“善良”。

  最后一个问题,在诸多制度差异的背景下,它们中间有无可能会出现中国的KPCB、红杉、德丰杰?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像凯雷一样的资本巨人?

  “我们都是土八路”

  有位声名显赫的父亲(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厉伟而言,着实是个负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一些媒体描述成“权贵子弟”、“股市大鳄”,尽管这些人很可能根本连见都没见过他。

  这是一个平头、小眼睛、卷着衬衫袖子的中年男,放在人堆里猛一看根本认不出。要么长时间的沉默寡言,要么一开口就滔滔不绝。

  他是深圳最早一批靠做股票致富的人(1990年代初),很可能也是深圳最早一批醉心于风险投资的人(1994年)。按他自己的说法,“早期投资远比股票更刺激”。

  眼下,身为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董事长的他,最上心的项目是两年前投的风发科技。

  2007年9月30日下午,他听朋友说了一个风电的项目,开着车就过去了。下了车,他只看到一所破旧的房子,里面有十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公司刚成立两个月,车间里只有一台简易的样机,伸手转几下摇把,连在一起的灯泡就亮了。

  回来的路上,厉伟对朋友说:“他们没钱吧,给他300万,要30%。”办了一个多月,厉伟再问同事,合同还没签下来。原来对方想把投资条件改为500万拿19%的股份。厉伟说行,就这样签吧。后来,他又拉了好友杨向阳去看了一趟,“大杨”二话没说也放了钱进去。

  厉伟钱虽然投得快,但并非头脑发热。他是北大理科毕业生,看得懂原理。“他们搞的是垂直轴风力发电,肯定不是目前的主流。但有可行性。如果成功了意味着风力发电成本会降低30%。”这是什么概念?“目前我国的风力发电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这项补贴大约占到风电成本的20%。也就是说,如果这项技术能成,风电就可以赚钱了。”

  到现在,这家公司也只有30多名员工,没有一个高级工程师,却申请了8项专利。“我们正在等青海日月山的测试结果,风厂和投资都已经批了。成功的话,就是一场革命。”

  据说,鼎晖和中信资本等VC也都看了这个项目,觉得风险太大。因为技术的源头来自乌克兰,而且创始人也不是什么海归专家。

  “如果说外资创投是正规军的话,我们就是土八路,正规军是美式的装备、美式的信念,八路军就是毛主席的游击战。”厉伟如此定位自己。“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外资基金给LP汇报的时候,可以说一共投了20个项目,失败了10个,5个一般,还有5个成功上市获得了5倍以上的回报,于是台下一片欢呼。我们不行:投了10个项目,损失了3个,于是整天想干吗要损失这3个呢,后悔不迭—– 因为八路军打仗,每一颗子弹必须消灭一个敌人呀!最好还能缴枪回来。”

  “为什么不募集一个专投早期的基金呢?”《创业家》问。

  “没想过,也不想干,用别人的钱压力太大。”厉伟坦白。

  深港产学研创投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早期投资上,从成立至今总计2亿多的投资总额中,一半以上用于早期项目。深港产学研创投管理的基金 —– 松禾资本,则主要投资成长中后期的公司,即两三年内可以上市的。这两个公司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但公司的规定是早期项目只能用自己的钱投,并且必须由厉伟本人做最后的投资决定。

  厉伟的投资生涯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负责深圳宝安集团的股权投资,投过大连热电(7.86,0.42,5.65%)、安徽大安生物等几个项目,有成有败。但在厉伟看来,在那打工只是练手,为以后自己单干做准备。1994年,厉伟和太太成立了延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包括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2000年,厉伟在那一轮牛市高峰中退出,就此不再涉足二级市场。

  “你成立公司做风险投资的时候,了解国外VC的运作吗?”

  “了解不多。”

  “你当时理解什么叫风险投资吗?”

  “做很多事情不是搞清楚才做的。”

  “那为什么想到做这个?”

  “投资这个事我很有兴趣嘛。”

  这是《创业家》记者和厉伟之间的一段对话,或许也是深圳最早一批风险投资人的真实心态。

  一开始看什么都好,“觉得未来前景很大,提交商业计划书的人都很善良”。吃过不少亏。2002-2005年,因为资本市场转熊,胆子又变得很小。“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骗子太多”。

  2001年,深港产学研曾主动接触过比亚迪,但人家当时已经很好,不需要投资了。2002年下半年,迈瑞医疗第一轮融资,又给了他们500万人民币的额度,“我们一个投资经理去的,打电话回来说,他2点多钟给我打电话说下午5点钟前要决定要不要这500万。”

  内部讨论了半天,厉伟想做,但同事说公司前几个项目都砸了,还是不能凭感觉,得走正常流程。于是放弃。好在,荣信股份(36.65,1.25,3.53%)和A8音乐后来还是帮他们赚了不少钱。

  2006年以后,厉伟和他的同事们心态才开始修炼成熟。今天,深港产学研最大的一个早期投资项目可以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现在为什么有些方向开始向外资学了,因为我们有上市的了,等于八路军自己有兵工厂了。”

  《创业家》问厉伟:“怎么处理投资人与创业家的边界”。

  他指着会议室墙上的一幅油画说:“我们就是看画的,人家才是画画的。我们最多出出主意,画美女还是画牛更好,但主意还得人家拿。你要想自己冲上去干,干嘛给人家钱?”

  杨向阳是厉伟的好友,两人志趣相投,但性格却是天上地下。厉伟生活严谨、不苟言笑。杨向阳光头、高大,喝功夫茶、叼烟斗、玩古董、打高尔夫,很有些江湖豪气。“我们俩出去,人家都觉得应该反过来,他像清华的,我像北大的。”

  在VC界,杨向阳被公认为生物科技投资领域的前辈,外号“大杨”。他发家于石油贸易、房地产和股票,现在的兴趣除了生物医药,还涉猎网游、新能源甚至电影(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就有他的支持),名片上的身份是清华源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裁。

  杨向阳主要的精力其实在北科生物上,这是一家在干细胞治疗领域处于全球制高点的公司。作为天使投资人,他在北科等生物医药公司至少投入了上亿人民币,并陆续帮助北科引入了深创投、深港产学研以及中信的投资。

  北科生物的主业耗时耗钱,在国内尚未获批临床,且由于行业敏感性褒贬不一。“真正做创新的人总会生活在一种寂寞状态,当你被主流认可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杨已经接近做到八风不动。“我从1998年开始搞基因治疗,始终有人来给我讲基因治疗不行了,我一直很虔诚地去学习。到2002年,我发现跟我谈基因治疗的问题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不搞基因的。他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来跟我讲这件事?”

  “我终于明白我们是在做创新,我已经走到人类认识的最前端,没有谁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付出和探索,唯一要看的东西就是数据。全世界的人都刚刚开始,所以你一定要去干,一边跟没有法规做斗争,一边跟不合理的法规做斗争。现在的北科生物就是这样。”

  关于北科,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盲孩子在多次医治无效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到了北科。两个疗程结束后,为了省钱那个孩子回国了。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这个孩子突然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你真漂亮”。

  “当初杨向阳第一次在我们研讨会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给他发一个短信,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句话,我这4千万投资值了,”厉伟说。

  作为赛富投资的客座高参,在杨向阳看来,最好的风险投资人就应该像他的老朋友赛富投资的总裁阎炎一样,“够贪婪,够冷酷”。

  “什么叫贪婪?贪婪就是充满希望,下注在一个看起来只有万分之一可能的事情。所谓冷酷,就是同时要极度冷静,不能为某些东西所诱惑。”厉伟对这句话做了完美的诠释。

  “但如果你不‘够善良’的话,还是做不好投资的。善良意味着你对被投人充分信任,同时还要发现工作中的美。”厉伟强调。

  民族打法

  问厉伟和杨向阳,最佩服的同行是谁?

  两个人的答案一致:靳海涛。

  评语大致如下:有韬略又感性,大开大合而又章法不乱,只有这样的人才领导得了那么庞大复杂的一个团队。

  前一段,VC圈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当世四大高手,西毒阎炎、东邪沈南鹏、南帝靳海涛,至于北丐是谁?各位可以猜猜。

  这段子让老靳(靳海涛)有些压力。他毕竟是一个大国企的掌门人,虽说管理着150多人的投资团队以及上百亿人民币的资金,但上面还有深圳市国资委和其它股东。

  总有媒体拿“体制问题”来唱空深创投,还有的断言其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今年8月底,深创投庆祝十周年的时候,某领导问靳:在我们治下,深创投明明起来了,现在越来越好。为什么还有报道非说“前景堪忧”?

  靳海涛也不明白,为什么招商银行(15.51,0.73,4.94%)、中集、平安、这些深圳的市场化国企都可以做得好好的,深创投就不行吗?“难道中国创投市场上,最好就只剩下外资VC,不要民族品牌?”

  从他上任董事长那一天起,就是不信这个邪的。

  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当过工人,做过官员,去摩根斯坦利培训过。又在当时深圳的另一家大国企赛格集团当常务副总,管过资本运作,一手缔造了两家上市公司,还尝试过电子商务。后来自己做了点天使投资,也有从事外资创投的经历。

  2004年6月,深圳市政府的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手深创投,靳的回答是“我很情愿”。

  进入之后,靳海涛只看不说。每天下班后也不回家,而是直接去旁边五洲宾馆的一间包房。他需要一个清静之地把他的调研结果和思考记录并整理出头绪来。

  当年8月26日,靳海涛走马上任后的第一次董事会。在这次会上,他被董事会票选为深创投新一任董事长,同时,他提交了名为《处理好创业投资的十三大关系》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我主要明确了两个思路:其一,用50%的精力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减少股东损失,夯实财务基础。其二、用50%的精力继续推进创投主业。

  接下来,又理清了募资与投资思路:“将来要以管理外部基金为主,现在就要寻找机会起步”。“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找最好的项目”。“与时俱进,主做能在海外资本市场退出的项目”。

  但当时,国内退出通道依然紧闭,靳海涛决定效仿外资VC,做一些两头在外(资金来源和上市退出都在海外实现)的项目。可是,他要求建立海外投资平台很快碰了钉子,理由是:国内业务都没做好,还跑海外去做?但深圳市又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使得深创投依然可以低调进行一些快进快出的项目缓解现金流的压力。德信无线、珠海炬力、易居中国这些案子都是当时跟投的。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首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的来源有限,其次,深创投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影响力,找项目得看脸色。“跟着别人玩,我们会永无出头之日”,靳海涛承认。

  转折发生在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炉,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完整实现的可能。靳海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当经济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个改革会不会使中国资本市场探底时,他已经在内刊上发表文章《创投的春天即将到来!》。此文一出,在深圳创投同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靳由此一举奠定了自己“大哥”的地位。

  春天到了,就再不能小打小闹。深创投重新布局三大战略:一是要从适量投资变为积极投资;二是要管理外部资金;三是要建设投资后服务体系。

  同年底,国家十部委出台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这东西又给了我一个信号:政府引导基金是国家鼓励的行为。创投是什么呢?是募集、投资、退出、业绩分成这样一个流程。但是作为公司我本身的资金有限,我要管理外部基金,就从政府引导政府基金开始探索。”

  好事多磨。第一个签约的是武汉,结果运作到中途还是“黄了”。2006年草签了几个城市,但后来者居上,通过靳海涛和他的“光头老友”苏州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孙林夫共同努力,一波三折,从一个1.5亿的引导基金谈到了3亿人民币。2007年初,苏州政府引导基金宣告成立。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荣率领“四套班子”出席剪彩仪式,这样的重视让靳海涛都没有想到。

  两年过去,苏州基金投的第一个项目海陆重工(32.50,0.82,2.59%)已经上市。另一个项目中力科技已经获得发审委的批准。还有四个项目已上报证监会。而到目前为止,深创投管理已投入运作和正在签约注册的政府引导基金已达29个,总资本额将近50个亿。

  这是个一箭四雕的好棋。首先,不再为项目源的问题发愁。用靳海涛的话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控经济因素的能力都很强,他们了解企业。你管着它的引导基金,政府自然会帮你推荐项目。”

  其次,由于创新投本身的国资背景,又是合作方,创新投得以与地方政府建立起一个良好互动的关系。积累的资源对于被投企业而言又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其三,政府引导基金是政策扶持的,透过各种模式游戏规则的设制,深创投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其四, 深创投通过管理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实现了低成本区域布点扩张。

  靳海涛的这一步棋无疑是聪明且具有战略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将其先天的体制劣势转变为体制优势的关键。

  2005年全年,深创投只投了15个项目;2006年17个;到了2007年,公司就投了49个项目,投资额超过11亿元;2008年投了57个项目,投资额13亿元;2009年预算投资13个亿,项目数肯定也将超过40个。

  “现在我们单笔投资最大的金额可以达到3亿元人民币”,主抓项目的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称,这样的投资能力已经可以跟一流的外资VC竞争。

  “建政府引导基金,这是完全的民族打法,也是公司制架构创投机构所为。老外会吗?老外建一段时间肯定跑了,搞一个庞大的队伍太麻烦。”靳说。

  除了政府引导基金,靳海涛目前的重点布局还包括建投资后服务体系。“一个创投机构如果只有钱,只做投资,以后的事情不管了,不可能有长期的生命力。或许今天还能活得下去,但是再过几年,竞争都起来了,我的领头羊地位恐怕保不住的。”

  东莞勤上光电公司是一家深创投投资的企业,主业是LED照明。深创投参与投资的另一家企业则独家拥有一种全新的散热工艺,但技术此前并没有用到LED照明上。后来在深创投的撮合下,勤上光电采用了其产品做为照明灯底座,散热效果更好,但是重量减轻3倍,成本也因此降低。

  深创投的投资企业高达220多家(目前是国内第一),遍布各个行业,且很注意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进行投资。“这就是我们服务体系中资源整合的功能。我们虽然只是个小股东,但是地位高、名气大,我有能力把他们串起来,让他们在产业链客户端上能够拓展互补,新的东西也会因此出现。”

  除了资源整合,这个服务体系还能处理“疑难杂症”。“曾经有两个公司的老板因为经济纠纷被关起来了,我们能把他捞出来。没有服务资源的机构做得到么?只能眼瞅着请企业垮台。”靳很有些得意。

  “领先一大步,赔钱等三年。领先一小步,发财挣大钱”,靳用这两句话总结了深创投这十年。

  群狼战术

  两年前,达晨创投看中了一个广东清远的农业项目,反反复复考察谈价,马上就要投了,却被一家大牌外资机构高价抢走。对方放话,只要是达晨看好的项目肯定没错。

  董事长刘昼对此并不后悔。“我只出到8倍,人家出到了12倍P/E。外资就是这个风格,他只看方向,方向对了成本高点也没关系。我们既要方向对,也得成本合适。投资比到最后,比的是耐力和适应力。”

  “用外资的眼光看项目,用内资的手法做项目”。这是达晨执行总裁肖冰总结出来的,也可以看成是整个深圳本土创投共同的投资理念。

  “中国的国情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这么大的内需市场;这都决定了不能完全把外资的方法硬梆梆地照搬过来。我们一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找方向,第二就是做项目的过程当中比较计较价格成本。”刘昼对《创业家》采访时解释道。他自称直到三年前,才真正从不断犯错和纠错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态度谦和、外表憨厚的刘昼非常推崇华为的“狼文化”,这一文化在达晨被细化为群狼战术。而深圳另一家民营创投公司的总裁陈玮也指出,“中国创投的文化应该是狼性的”。

  首先是在猎物的选择上,深圳本土创投与外资创投大相径庭。在刘昼看来,外资青睐的原创性高科技在中国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华的外资VC瞄准的大都是以新模式取胜的企业,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地方,互联网、新媒体、新能源和连锁消费业等领域。而深圳本土创投,更青睐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传统企业和以拉动中国内需消费为主的项目。,投资范围遍及全国。

  “外资胃口大,他们做虚拟经济的多,做的是一分钱要赚一块钱,我们是一分钱赚一毛钱也投了。”福建圣农是达晨于2006年投资的案子。今年8月,福建圣农上市后,达晨有可能获得十倍左右的回报。但显然,这与分众、百度等数十上百倍的回报难以相提并论。

  “我们是靠汗水赚来的钱,他们是靠脑袋赚来的钱。我们也羡慕他们。但我们这个策略,可能在中国本土里面投资机会多一点,中国大部分的土壤还是做实体经济居多。我们的模式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生存下来,所以才会这么漫天地铺下这个网。”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称。据公开数据,2008年,仅深创投一家投的项目就占到了全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近10%。

  而外资VC可选择的面相对较窄,只能在少数一些大城市有投资机会。而且他们的竞争集中度比较高,会出现很多基金抢一个项目的情况,所以价格也高。

  只要发现合适的对象,深圳本土创投会保持足够的耐心。为了投资江西的煌上煌食品公司,达晨的投资总监傅哲宽足足跟踪了三年。对方是家族企业,开始是不想上市,然后做交流、培训,慢慢鼓励他上市,最后终成眷属。

  即使只剩最后一击,也要仔细观察,提防陷阱。达晨的每一个项目,都要通过投委会、董事会等七重关口,层层把关,董事长拥有最后的一票否决权。

  就像是一群狼围绕着一个猎物,达晨规定风险控制人员必须要在企业待三天以上,除此以外,财务总监、营销总监、项目经理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尽职调查,互相牵制、环环相扣。“如果经过这么多关这个项目还能看走眼,那一定是个小概率事件了。”刘昼说,“ITAT什么的也找过我们,都被这七关挡在门外了。这个模式在中国国情里面是最实用的。”即使在这两年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深创投、达晨的平均投资P/E也紧紧控制在10倍以内。

  此外,在每个项目最终拍板之前,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刘昼都要亲自和创始人见面,“我自己要去跟人接触,不看别的,只看人。”通过此前的层层筛选,企业和行业本身的状况都已了如指掌,刘昼需要知道的只是创业者是不是符合他心目中的那个标准。

  “我偏好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要有激情,我们投资的一些民族品牌,我们甚至为他们的理想所感动;第二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公司发展战略思维,不能是今天搞到哪儿就干到哪儿;第三就是勤奋、好学。”

  当然,分层决策的制度在大大降低了投错人的危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决策效率。相对于传说中熊晓鸽从17楼走到19楼就能做一个投资决策的速度(当然这也只是非常个别的现象),达晨从项目上报到最终做出决定,往往需要三个月左右。而深创投的链条甚至更长。

  几家一起抢案子的事情,在深圳并不多见。相反,联合出手、分工协作被视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同洲电子上市是深圳本土创投最早的一个成功退出的案子,就是深创投、达晨创投、产学研以及深圳高新投四家联合投资的。“当时其实是创新投先看到的,但因为我们是广电背景,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来牵头也可以,我们后来反而投得多一点,”肖冰回忆说。在文化传媒和现代农业领域,往往是达晨领投。而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又常常是深创投冲在前面。

  狼性文化的最后一点,就是只有头狼没有明星。达晨强调的始终是团队精神,不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因此,立志做投资界明星的,恐怕要绕行深圳。

  进化

  今年6月,卢振威不再担任深圳招商局科技的总经理,仅仅保留董事的职位。

  他将负责筹备运作一个新的基金。因为招商局集团对于这个全资子公司有了新的想法,未来要向“LP+GP”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招商局科技除了用集团自己的钱做直接投资以外,可能要参与和发行越来越多的新基金。

  这并不奇怪,招商局集团可能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国企。30年前,袁庚一手塑造了这家企业开放和创新的基因。也把这种基因带给了深圳。

  卢振威主导的招商局科技,从1999年成立到2004年这段时间,一直扮演的是个“跟投者”的角色,跟着IDG、软银赛富等这些中国最著名的外资VC,看它们怎么选项目,怎么管理,怎么提供资本和产业上的服务。现在他可以“出师”了。

  有意思的是,相比北京的联想创投、上海的联创投资,深圳的这一群本土创投并非不折不扣的“好学生”。在2005年之后,它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今天,在深圳、在珠三角甚至整个内陆地区,深圳的这群本土创投已经拥有了明显的话语主导权。

  他们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外资VC在深圳难成气候?这个小圈子已经长期的形成了,比如刘总和东方富海的陈玮没事就在一起混的。而且也有很难融合的文化差异,外资下班了可能就直奔酒吧,我们就喜欢去喝喝茶。”达晨创投的执行总裁肖冰称。

  在接受《创业家》采访的过程中,腾讯、比亚迪、迈瑞这几家深圳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企业是这些“土狼”最经常提及的公司名字。因为,这里面没有一家有深圳本土创投的参与。所以,没人敢说自己成功了。

  如果说,华为已经是从一只中国的“土狼”进化为全球怒吼的“狮子”。那么,深圳的本土创投还仅仅处于“土狼”的阶段。

  事实上,对于深圳本土创投最尖锐的批评者来自他们内部。深圳创投同业公会的秘书王守仁,圈内人称“王老”,年近七十,烟不离手,说话比烟还冲。

  在聚合深圳各家创投、争取共同利益方面,他坚持不懈。而面对创业板的难产、同行的纠葛纷争,又着急上火。

  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小孩子脾气,但王守仁是除靳海涛外,另一个让厉伟最佩服的人:“他敢跟政府领导叫板,你敢么?一般人到这把年纪早去享清福了,有几个人能这么拼命?”

  在一些知情人士看来,国有的深创投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政府最初对它的模式设计。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说过四句话: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管理靠拢。而且政府不塞项目、也不塞管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在其激励制度的设计上,还参考了不少IDG全球副总裁熊晓鸽的建议。

  “所以,今天才会有深创投这个品牌,而不是上创投、北创投”,一位当事人指出。

  但今时今日,深圳在营造股权投资环境方面已经落后于上海、北京、天津。它们都在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打造“股权投资之都”。而深圳连自己的政府引导基金,到现在还迟迟难产。

  作为深圳本土创投的“头狼”,深创投的未来改革对整个行业举足轻重。

  眼下,深创投正在进行增资扩股,把国有股份的比例降下来,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进来,把注册资本金再扩充10亿以上。

  在靳看来,近期内,深创投的理想规模是180人左右的规模,300亿人民币的投资能力。但他还要坚持公司制。就是因为外资VC惯用的有限合伙制,有助于打造个体明星,却不能使机构本身成为巨人。有限合伙制企业不能上市。而且纯做VC或者PE,都很难扩张。除非拓展出更多的业务,打造更大的平台;

  那么,靳海涛心目中的巨人又是怎样,不是凯雷,也不是黑石。他更倾向于将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设为目标。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各地的引导基金发展为一个个小巨人,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巨人;另外就是打造一个基金平台,平台之上的基金管理业务都和VC/PE业务密切结合,比如发展高科技产品运营基金和租赁基金等等。

  显然,第二种方案更符合他的心意,因为基金管理业务可以有较为稳定的收益,如果创新投上市,这将是个明显的优势。但上市一事还远没有被写入其规划。在靳看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的打法还有很多跟上市公司的要求相冲突”。

  在他的任期内,他不希望有任何重大闪失。

2009-09-04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品文,故事大致如下:一户人家的小孩出生,邻居纷纷上前祝贺。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肯定长命百岁,有人说这小孩肯定能当大官,有人说这小孩肯定能赚大钱,主人都会笑脸相迎、感激不尽。但是若有人上前告诉他,这小孩将来肯定是要死的,那难免会吃众人的一通巴掌。于是,不肯说假话又不想找打的,只能“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

  人在江湖漂,说真话是很难的。创业板怀胎十年,相关各方呼吁了十年,如今终于拿到“准生证”,这肯定是好事。天时地利、战略意义、美好前景,该说的好话大家也说了一箩筐。还有些事情,明眼人心中有数,就是不想说不便说罢了。

  现在是预产临盆,“小孩子”还没出来,未来尚未发生,改变仍有可能。丑话说在前头,总比呱呱落地后再泼凉水的好。

  这两个月,《创业家》的采编同仁在全国各地奔波,以公开或私下的方式拜访首批申报企业、风投券商、政府要员,耳听眼见,长了一些见识,也存下一些疑惑,遂有以下六问。

  一问,到底创业板的倾向和特色是什么?

  千万别跟我说“两高六新”,这个我也会背。即高科技、高成长,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商业模式的企业。

  至少从首批申报的企业(108家,我们落实了93家)看,设计者的理想和操作者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落差。新能源概念的只有1家向日葵光能。它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太阳能企业。很不幸没有赶上第一波海外上市潮。它也没有什么独特技术,业内人士甚至觉得,这家公司问题重重。

  至于新经济,搞网游的只有1家,运营“红色网游”的中青宝网,在网游运营商中连前15名都排不进去。新农业只有一家做种子的安徽荃银沾边。文化创意产业的只有华谊兄弟和江通动画。至于宋城旅游,可能归入商业地产更靠谱。搞连锁的新服务企业也只有四家,爱尔眼科、中航健身会、吉峰农机连锁和好百年家居。

  事实上,创业板首批申报名单上的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两大具体门类上。这跟2005年,科技部对我国15640家总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摸底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尽管这些候选企业普遍科技含量较高,但更多属于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

  产业结构的相对单一化,第二产业远远超过了第三产业,这是中国经济的现状,亦是创业板不容回避的问题。

  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模式,就很难有资本市场热望的“非线性”高成长。我们调查的93家企业中,2000年以后成立的才35家。打拼超过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前创业板的要求。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很可能已经不是潜力股而是“小老树”。

  这108家公司真的能够代表中国创新型企业的第一流水准吗?我们存疑。

  一个简单的比较,武汉江通动画和广东原创动力同处动漫产业。成立5年来才首次实现盈利的后者在财务指标上显然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但原创动力拥有近年来国内最畅销卡通《喜羊羊与灰太狼》,其衍生电影的票房超过8000万元。而江通动画自从2005年《天下掉下个猪八戒》以来,再没有推出过有影响的原创作品。70%的收入来自给国外厂商提供外包服务。

  如果原创动力可以和江通一起登陆创业板的话,你认为投资人会更看好谁?

  二问,创业板是“小小板”还是“创新板”?

  创业板等过会,中小板在排队。

  我们了解到,一批在中小板排队排不上的企业都把目标转向了创业板。像卖鸡精的广东佳隆、搞轮胎的青岛赛轮、做火腿的金字火腿、酿黄酒的胜景山河,造水表的三川水表,这样的企业到底更适合中小板?还是创业板呢?(请注意,他们可都是重资产的公司)。

  反观之,近期在中小板准备上市的福建圣农、奥飞动漫、世联地产、星期六鞋业、汉王科技等,都比现在想上创业板的同类企业更符合“两高六新”。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边界怎么区分?创业板究竟是“小小板”还是“创新板”?如果是前者,那么是不是中小板上不了的企业都可以上这来。这些企业做大了是不是又要转到中小板甚至主板?如果是后者,那么中小板里众多非制造、非传统产业的公司是不是都该“转板”过来。这又会不会影响中小板的持续发展?

  风投在观望,券商在骑墙,企业很糊涂。

  再进一步追问,未来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关系怎么摆?纳斯达克将股票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小型股市场。结构清晰,吸引不同层次的企业上市。

  深交所又该怎么处理?是创业板完全独立运作,还是成为主板或者中小板的“预备市场”?抑或干脆先三板合一,深交所变成一个大的“创业板”、“民企板”,再内部调整优化,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央企板”PK。

  我们的建议是,决心要早下,时间表要早定。

  三问,谁来保证创业板的质量,谁来过滤创业板的风险?

  纳斯达克市场有一句名言:任何公司都能上市,但时间会揭穿一切——“Any company can be listed, but time will tell the tale。”

  创新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是“三高”: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的成长性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就整体而言,这样的企业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投资者参与创业板市场的重要目的。但从微观个体而言,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而导致了收益和风险的不匹配。

  那么,在保持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与防范个体企业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成了关系到创业板市场兴亡的重点问题。

  VC是风险偏好的经济动物。纳斯达克的成功离不开硅谷沙丘路上的“点金手”,他们最先发现了苹果、思科、雅虎、谷歌等等。而在创业板首批申报通过的108家企业里面,接受过风险投资的只有不到30家。本土创投界的领跑者深创投和达晨各投了八家,联想投资有一家。至于在中国创投市场上唱主角的外资VC,参投的只有两三家。

  剩下的那些企业是从哪里来的?是各地发改委金融办上市办推荐的。虽然没有指标配额,但数量多寡也是个政绩工程。“山东自2007年后,就没有新公司上市了,这对政府而言,也是很大的压力。”一位山东的发改委官员承认对创业板非常重视。还有传闻说江苏省政府曾经为创业板之事大怒,担心由于准备不足而在首批上市公司中被“剃光头”。

  其实,中国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就可以做到1000家,只要证监会发个文,各省领一批指标。中国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有15460家吗?经济发达省份领500,不发达的领100,很快就可以达标。这不是笑话,这是我们亲耳听到的高论。问题是,即使这些官员们看得懂企业的财务和历史,也关心企业的未来,但未来所关心的东西,是他们所能把握的吗?

  主板的计划经济和过度“行政化”,创业板能否避免?

  别的不说,至少发行审核制度依然行政化,区别只在于发审委从主板的25人扩充到了35人。除去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的5名工作人员外,14位委员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有6位委员来自律师事务所;各有3位委员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学院;还有基金管理公司的2名高管,以及资产评估机构和发改委各1名。却连一个来自创投业界的专业人士都没有。

  如果创投人士是要避嫌的利益相关者,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律所、基金就不是了吗?老专家们就没有自己的产业编好吗?证监会的人都纯洁吗?

  纳斯达克也好,AIM、韩国科斯达克也好,他们不担心鱼龙混杂,也不当“保姆”,只要强化公司治理,严格信息披露。至于企业的质量好坏,由保荐人和做市商共担责任。

  我们这只有庄家,还没有做市商。所以,发审委当起了最后的把关人。不过,责任越大,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地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王益就是最好的例子。

  35个人,108家公司,1个月的时间。我很怀疑,发审委的专家们有多少精力在审核他们的财务报表?又有多少精力在评估它们技术的先进性,考察他们模式的可行性?

  当然,就算发审委员们错了,你也不能让他们退市。

  四问,谁来主导创业板,证监会还是深交所?

  一个有趣的现象:2008年一整年,一直都是深交所在喊创业板。今年到现在,却是证监会在推动创业板。证监会是深交所的上级领导机关,是国务院直接下属的部委机构。

  屁股决定脑袋。多年来,深交所反复要求开创业板,主动提“两高六新”,根本原因是要避免边缘化,在与上交所、港交所的竞争中,把“中国版纳斯达克”当成最大卖点。但喊是没有用的,它没有决定权。而今年,证监会如此“卖力”地加班加点,则是响应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大批中小企业生存困难,产业结构不调整不行了。

  有了解创业板十年难产内情的高人说,其实2007年、2008年是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当时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市场对证监会也一片褒奖之声。但还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给耽误了。至于具体是哪只黑天鹅,他不肯讲。后果就是从6000点掉到了1600点。人民对于证监会的信心又没了。

  按尚福林主席的说法,“推出创业板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也是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项基础工作。”所以,这一宏大金融工程的主导权必须掌握在证监会,而不是深交所手中。

  结果是,深交所既不能决定什么样的企业上创业板,也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开创业板,更不能决定创业板的制度设计成什么样。“求稳”的思路也一定会压过“求新”。

  当然,深交所也不可能跟上级政府竞争,因为它的人事任免都在证监会手中。它顶多只能为创业板开户数的冷清而上火,冲它所指导的券商们吼一吼。

  就像是一场足球赛,当裁判员兼任教练员,同时还是球场所有者的时候,那比赛就只能是教学比赛。永远不可能真刀真枪。至于深交所,不过它看起来多像鸟巢,也只是一个让人踢来踢去的球场而已。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一篇题为《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中,这样写道:“政府对证交所实施不当或者过分干预的理论基础在于,证交所属于政府机构中的一个分支,是政府的缩影或者缩小的政府,不管这种证交所是否名为事业单位或者会员制组织。而将证交所转变为公司以后,证交所可以阻止政府的不当干预,政府也会自动保持与证交所的空间距离。”

  五问,创业板能不能成为一个国际板?

  饭桌上私聊,一位投资大佬坦言,这108家企业里面,真正值得投资的不超过20家。又问金融危机过后,他们投完的企业怎么上市?

  他不假思索,首选当然还是纳斯达克、纽交所。稍传统一点的,考虑港交所或者中小板,估值还可以,就是退出麻烦点。至于创业板,上市也融不了多少钱,还得改架构,是最后的选择。

  现实很残酷,创业板的竞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

  来自深交所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显示,全球41个创业板市场中,以纳斯达克、AIM、日本加斯达克等为首的五大市场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它们的市值均超过千亿美元,上市企业超过1000家。而其余不到10%的市值由30多个市场瓜分。“金砖四国”中仅有中国未开设创业板市场。像印度创业板已经容纳了2600多家上市公司。

  对优质上市资源的争夺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纳斯达克、纽交所、科斯达克等海外主流交易所目前都已经在国内设立办事处,其对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认知力、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力超出我们的想象。截止2009年6月,已经有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

  不排除民族感情的因素,但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上市融资基本上还是一个理性决策的过程。审批监管的成本高不高、有没有足够的流动性、估值是否充分合理、再融资和退出的通道是否通畅等等,这些关键要素如今都是放在全球范围内来比较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发行上市制度和创新市场运作机制,创业板就无法阻止中国最好的上市资源流失到海外。

  今天,当上交所在规划设立国际板的时候,深交所的创业板能不能直接就成为一个国际板呢?

  当它具有更大的包容和开放性的时候,首先吸引的可能就是大量实际经营在国内,注册却在开曼维京群岛的“伪外资”民企,它们往往是那些具有新能源、新服务、新经济、新模式的企业。甚至那些已经在海外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也会产生回归国内或者分拆上市的需求。更进一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企业才会蜂拥而来。

  这样的创业板,或许才会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

  六问,深交所能不能在创业板上市?

  在过去30年中,深圳一直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

  其实,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先“增量改革”,再解决“存量问题”。

  即通过制度释放,在计划体制之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原有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在对“存量”进行产权改革的时候,所造成的冲击也可以被“增量”大部分消化。

  目前全球证券交易所的大趋势正是推进公司化改革,将交易所监管的角色跟创新市场化的角色进行分离。 全球目前41个创业板市场中,仅有不到1/3采取了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其余全部是公司制。而采取会员制的创业板主要是塞浦路斯、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南非、澳大利亚等位于末尾梯队的市场。那些采取公司制的交易所大都已在自己的市场里上市。

  内部人士透露,早在2000年深交所提出搞创业板的时候,就开始有股份制改造的想法了。“但这只是想法而已。上市?这是我们能决定的吗?”十年过去,深交所最早设计创业板的那拨人只剩下一个周明还在,而直到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第2 条上还写着“本所为会员制、非盈利性的事业法人。”

  一个成功的市场,应当是投资者、企业乃至交易所多赢的市场。30年改革教给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是:宁可接受每个人从自利目的出发的行为,也不轻信所谓的道德权威;宁可在有缺陷的法制规则下运转,也不因为行政指令或者宏大任务而忽左忽右。

  毫无疑问,即将问世的创业板将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具想象空间的“增量”,尽管它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产物。但创业板自身的使命和现实的压力,决定了它要想生存壮大,就必须以最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运作——即公司化。

  但悲哀的是,即使是一个深交所作为大股东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咨询公司,有深创投、证券时报的参加,也还没有上市的可能。尽管它早已达到中小板上市的标准。其实,只要老板还是那个老板,深交所是没有上市动力,它仅仅靠交易费就能活得很好。

  如果说不久的一天,我们真看到深交所能够在自己的创业板挂牌上市,那么大概可以讲,中国的创业板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2009-08-05

  蔡文胜:站长之王(创业家杂志)

  采访:张凯锋 申音

  撰文:张凯锋

  中国互联网最被低估的人物,值得所有创业者学习的榜样。从传统生意跨界到互联网,他的草根暴盈方法是什么?

  (上个月,我的同事凯锋和我一起,从北京到福建,找老蔡聊了三次,前后超过6个小时。非常愉快的采访经历,老蔡的故事很值得琢磨。我觉得,李彦宏、马云几乎是不可学的,但老蔡可以学)

  今年6月底,30岁的李兴平有了自己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一直以来,他都极少离开他的老家广东兴宁市。和此前仅有的三次出省一样,这次李兴平的目的地也是福建厦门。不同的是,他的朋友、搭档蔡文胜专程从厦门飞来广州,陪他一起出行。

  他们要一块商量的是两人共同运作的4399游戏网站的下一步计划。事实上,这个投资不到100万人民币、40来个人的休闲游戏门户,已经成为2008谷歌热榜上排名第七的互联网品牌,目前月收入超过1000万元,私募估值超过8000万美元。但他们暂时拒绝了投资,“我们会自己拿钱养,4399有机会做很大,IPO只是一个小目标。”蔡文胜笑称。

  他与李兴平,也许是中国互联网最草根的组合。都是成功的个人站长,先做对手、后成朋友,现在是搭档,而且完全互补。李兴平极度内向,不懂管理,习惯单打独斗。而蔡却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人脉深广,颇得资本信任。

  对于草根用户的理解,中国网络界没有人敢说自己比李兴平更强。他初中文化,装过电脑、管过网吧,于1999年5月创建网址导航站hao123.com,单日访问量最高超过3000万,堪比搜狐。2004年8月,百度以数千万元的代价将其收购。

  蔡文胜,福建石狮人,高一辍学,早年帮家族做服装生意,1993年移居东南亚,1999年回国后开始做域名生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域名投资者。2003年蔡开始模仿hao123做网址站265.com,2004年获得IDG和Google投资,2007年谷歌中国以“数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265。在此前后,蔡开始涉足投资,其参与投资的公司包括暴风影音、快车、CNCN统计、ZCOM、58同城等数十家热门互联网公司。

  人们常常把互联网的创业者分为张朝阳、李彦宏为代表的海归派,和马化腾、马云为代表的土鳖派,这两者尽管有明显的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创业之初就是公司化的运作,依靠创始人的远见和魅力,模仿国外的商业模式,聚集大量的人力财力,捕捉大的潮流趋势,在成功上市之前,大都经过了漫长的“烧钱”阶段。

  而个人站长群体的创业方式则相去甚远。个人站投入很少,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网站非常简陋,通常就是依靠一两个“杀手应用”,吸引几十上百万甚至千万用户,然后获取广告或者增值服务的收入。这是纯粹的中国特色。

  39岁的蔡文胜正是个人站长实现商业进化的最佳代表。

  “一个人靠自己可以做成一个价值几千万人民币的网站,只要走对10步,李兴平等都验证了;如果要做成几千万美元的公司就得有团队,还要走对50步,走错一步都可能走不到;但要做成几亿美元的公司,就要走对100步,每一步走错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我现在是在50步到100步之间。”

  某种意义上,马化腾、李彦宏、马云等人的成功可以总结,但却无法复制。对于大多数普通创业者来说,蔡文胜对产品的理解,对用户的把握,对机会的判断,包括其赚钱的思维方法,才真正具有极强的可实践 性。

  在未来五年的“全民互联网”时代,只有个别幸运儿成就大事业,那需要能力、胆识、团队和运气。但是,找到赚钱的有效法门,开拓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意,许多人还有机会。

  域名抢注秘技

  “为什么做域名?因为我喜欢1块钱赚10块钱的生意。为什么我比别人做得好,因为我做事动脑子。所有的NB都是比别人多那么一点⋯⋯”

  “蔡总,30万买你的suzhou.com可以吗?”7月21日晚,蔡文胜亮出他的iPhone手机,给我们看一个陌生号码刚发来的短信,他的回复是“这个域名少于100万不卖”。

  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这种和他商量买卖域名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在“米农”(网络域名玩家的自称)的世界里,蔡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就连国外的域名投资客,也都知道中国有个Mr. Cai。

  有意思的是,蔡其实在2000年才开始做域名。当时早已过了域名投资的黄金时期(国际互联网域名始于1985年,1992年之前域名都是免费的,1994年后有了域名注册商,才开始收费,并有了抢注)。当时,全中国有数千人在参与这块生意,包括很多互联网精英也都尝试。

  而蔡本人此前除了买电讯盈科PCCW的股票赚到点钱之外,对互联网毫无了解。他是在香港偶然看到一个报纸新闻,说域名business.com卖了750万美元。那一天是2000年4月25日。

  这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兴趣,“我对用1块钱赚1块钱的生意不感冒。一个域名注册费才200块,但是好的能卖几万,利润很高。”他决定放下家族的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生意,全力投身此事。

  但2000年时,有价值的国际域名几乎已经被注册一空,蔡文胜不可避免地交了不少的学费。他一口气注册了一两千个域名,什么类型都有,比如模仿联想FM365.com注册的FM86.com,但这种他自以为很好的域名其实并无价值,“结果一个也没有卖出去”,一下子赔了几十万。直到2000年底,他才知道,域名注册之后每年还需要续费,如果不续费就会“掉下来”,也就是说,可以重新被注册,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抢注可能“掉下来”的有价值的域名上。

  这将面临两个问题,一、如何发现有价值的域名;二、发现之后如何保证自己能抢注到。

  蔡文胜分别都有一套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挑域名。

  第一个阶段是我把著名的网站、常用拼音、地名做一个数据库,大概有10万个,每天到期的域名可能有500个,我从中挑最好的抢注。

  第二个阶段,国外有网站,专门卖每天掉出的域名,300美元可以买10万个名单。我怎么挑出要抢的域名?我一般会放入大英百科全书和我的数据库匹配,这是第一步,匹配出来有二三十个是单词的,那这个价值就比较大。

  后面我更精了,我把这10万个域名通过程序放到域名注册代理网站snapname.com的数据库去匹配,通常有1000多个域名会被人家预订了,也就是说别人帮我选过一遍了,然后再到域名拍卖网站namewinner.com去查别人愿意出的价格,价格最高的域名价值也最大。比如当时romantic.com有人愿意出10万美元,wirelessnet.com有人出到18万,我就专门抢这些最贵的。

  通过这种方法,蔡发现了很多普通人不会注意到的有价值的域名。“你知道bharat是什么意思吗?bharat.com值多少钱吗?”蔡文胜几乎炫耀般地问我们。我们默契地摇头,他开心地回答道:“‘bharat’是印度的别称,就像‘sino’是中国的别称一样,印度最大的国有公司几乎都是以bharat开头,这个域名值几百万美元,现在在我手里。”

  但一个有价值的域名往往是全世界无数人都会去抢,如何提高自己抢注成功的概率,蔡文胜同样有极为巧妙的方法来实现,以FM365.com为例。

  FM365.com注册于1999年10月21日,已经放弃互联网业务的联想忘了去交费,到2003年10月21日过期,但当时可能有10万人要想抢注这个域名,如何保证能抢注 到?

  首先你要了解域名到期之后并不是马上可以重新注册,注册商会保留一段时间,但每个注册商的规则不一样,有的可能是第二天,有的要1个月,有的是45天,所以你首先要知道它是哪个注册商。FM365.com是在NSI注册的,它的保留时间是70天,所以也就是12月29号可以注册,只有10%的人知道这个日子,这就淘汰90%,还剩下1万人,但你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必须知道具体是几点几分掉。如果整天等着,机会很少,我知道NSI是在美国时间中午12点,中国时间是凌晨3点,知道这一点的又淘汰90%,还有千分之一的机 会。

  注册域名需要填写名字、邮箱、地址,通常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秒,最开始我先填好,然后直接按F5就可以了,只要1秒不到,概率就比较高,这样又淘汰90%,这个时候还剩下100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你能注册到,我后来采用程序注册,每秒提交1000次,这样概率就提高很多。

  我还有几十个提高注册域名成功概率的小窍门,比如不能直接用自己的电脑去注册,因为这样的话提交的信息要从厦门到上海再到美国,经过太多的节点,速度太慢了。于是,我先租用上海的服务器,后来干脆租用美国的服务器去注册,这样速度最快;而且注册信息也就填写阿拉伯数字,比如1@1.com。反正这个信息回头可以修改,最简单注册信息比完整信息要少几百个字节,也会加快提交速度,从而提高成功的概率。还比如注册域名时,要提交一个dns地址,有一天我写错了,注册商返回给我的信息是dns无效, dns的验证要花时间,我干脆就不填,事实证明也能注册成功,这也能节省时间。

  后来我在全世界第一个开始通过注册商的特殊通道来注册域名,打个比方,原来我们在门外面抢,现在我到了门里和别人抢,我的成功率就更高了,当然这种方法后来也流行开了,但是ICANN对注册的信道有限制,国外的注册公司是以量为目标,每次要抢注很多域名,而我只注册最有价值的域名,集中所有的信道去注册一个。

  最后,我的成功率就从十万分之一变成了50%以 上。

  应该说,从2001年到2003年,蔡文胜的域名生意做得相当成功。他大约注册了5000多个域名,卖了1000多个,而他域名的买家则遍布全世界,比如西班牙一家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BIONET.COM就是从他手里买的。期间,所有的域名生意几乎都是他和一个2001年找来的伙伴完成。后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搞.cn的域名,让他支持。他光3个字母的.cn就收了2000多个。至今据他自己估计,手中的域名价值上亿美 元。

  “我是个善于找窍门的人。”蔡文胜说,“全中国真正从买卖域名里赚到大钱的人不超过100个,我应该是最棒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个生意得到佐证。

  1985年,15岁的蔡文胜通过香港的亲戚买了一台三洋8800双卡录音机,时价280元。然后开始翻录港台的流行歌曲,一天可录40盒,一盒空白卡带的成本为1元,翻录之后卖2.5元,一天可赚60元,后来他把录音机的数量增加到8台,每天可以赚几百块,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是他退学专心做生意。

  显然,如果能够提高翻录的速度,即可增加收入,蔡文胜将一台录音机拆开,发现将录音机的一个塑料卷盘扩大,就可以提高速度。最后,他的翻录速度是别人的3倍。 “我做域名很成功,做磁带生意也做得比别人好,为什么?”蔡文胜说,“可能就是比别人多动了那么一点点脑子。”

  创业方法

  “南方人创业为什么相对北方人厉害,因为南方人没有什么大选择,觉得这个能赚钱就马上做了。北方人考虑太多商业模式,想得太多,结果没干出来。最好的商业不要去找商业模式,那都是扯淡⋯⋯”

  拿下FM365.com后,联想通过中间人找到蔡文胜,提出想花百万人民币买回去。蔡因此第一次进入互联网的中心——北京。“谈判到后来,我被联想的一个副总说服了,把这个域名免费送还。”于是,蔡享受了一把中央领导人的待遇,在一干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联想。

  此后,蔡文胜在互联网圈中名声鹊起,他也结交了雷军等一干朋友。

  在2003年以后,蔡已逐渐意识到,买卖域名虽有暴利,但终究只是一个个人生意。不过,域名是互联网最基本的应用,通过域名,他又把中国的出色网站都研究了一遍。这时,他发现了hao123.com,首页上密布着各种网址,流量却极高,alexa排名达到100名。

  蔡讲着一口带有浓郁闽南腔的普通话,在学会用输入法之前用坏了3个写字板。当他第一次见到把所有有用网站都列在一个页面上的hao123时,觉得这正是自己最需要的网站,因为只要把hao123设为主页,就不用再自己痛苦地输入网址了。

  蔡文胜找了几个人组成团队,决定自己也搞一个。当时他手上有3个三位数字的域名870.com、716.com和265.com,先用870.com做,结果做了1个星期,流量就到1天十几万。蔡于是更加确信,“这种看似傻瓜的应用正是中国数亿普通网民的需求”。

  他坚决地把域名换成265.com,并把自己手中的好域名全部导向265.com。到2004年年中,265.com的日流量已经达到近400万。这时IDG的投资经理找上门来,希望投资265。在北京,他见到了IDG的合伙人过以宏,侃了半天域名生意之后,隔壁的熊晓鸽、周全等都跑过来听他讲故事。不过,“他们对265生意还是只听懂了一半”,最后,265拿得了百万美元的投资。

  这个估值算不上很高,但蔡是草根站长中第一个获得VC投资的,这种光环效应让蔡迅速成为站长们的大哥,更为重要的是,蔡因此而进入了互联网的主流之中。获得投资后,265将公司从厦门搬到北京,蔡本人开始与各大互联网公司有了直接的接触。

  2005年,客齐集的CEO王建硕有一次去拜访蔡文胜,在蔡的名片夹中发现居然有Google负责投资事务的一位人士的名片,这让王相当意外,因为265是如此一个草根的网站,与高科技的Google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且此时Google尚未进入中国。事实上,265是Google在中国的第二个投资,第一个是百度。

  “在中国,网址站和搜索引擎是很紧密的结合,高端用户知道网址,也会打字,可以直接上搜索引擎,但很多低端用户不知道,是从网址站开始上网的,他们接触的第一个搜索引擎会决定他将来用什么,这是百度收购hao123、Google收购265的原因,至今每天从hao123上导向baidu的流量达2000万。”蔡文胜说。

  值得一提的是,IDG在找265之前,曾去兴宁找过李兴平,但是不善言谈的李让IDG投资经理颇为失望,认为hao123流量虽然很高,但创始人缺乏将其做大的视野与能力, IDG这才将目光放在了网址站的第二名265上。

  在接受投资时,蔡文胜就计划收购hao123,然后与265合并,这样就一定可以做大,“能左右中国互联网,也能左右搜索引擎”,IDG也认可并购hao123的设 想。

  但蔡犯了一个错误,由于是竞争对手,蔡担心直接找李兴平难以沟通,就通过各种关系侧面向李表示收购的意愿,但李全部予以拒绝。2004年8月,蔡忽然发现hao123.com的注册信息发生变更,9月,蔡文胜亲自去兴宁找李,才知道hao123已经被百度收购,失去了合并的机会。

  不过两人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倒一拍即合。当时蔡已拿到IDG的投资,李兴平自觉这种与资本打交道的能力是自己的软肋,做个人网站局限性太大,两人可以在其他方向进行合作。

  而李兴平对用户的理解和对产品的敏感度让蔡相当“崇拜”,“他真的有天赋,虽然在一个小镇里面,但通过互联网,他对中国各个网站、站长的情况、流量怎么做起来的一清二楚,天下没有白白成功的。”蔡文胜感叹道,“hao123就不说了,他做了一个IP138,查询IP地址,它甚至都不是一个网站,只是一个简单的网页,但很有用,1天都有百万的流量。我认为他是中国互联网里面很懂用户的,而我很懂站长,很懂产品。”蔡文胜说。

  2004年下半年,两人就开始悄悄合作,做小游戏网站4399。在4年多的时间内,4399主要提供免费的flash小游戏服务,没有很多的赢利。2008年,网页游戏市场开始爆发,4399也开始引入网页游戏,凭借之前积累的人气,迅速开始赢利。有大公司和投资商找上门希望买4399,蔡文胜与李兴平商量决定不卖。2009年,两人在广州成立团队,正式将4399商业化运营。

  直到今天,4399的决策由两人共同商量,产品的事李兴平说了算,商业发展、人员配置管理以蔡为主。李待在兴宁老家,蔡通常在厦门,平时通过QQ和电话沟通,一两个月碰一次。蔡计划将4399的大本营放在厦门,他曾考虑过搬到北京,但后来“还是觉得厦门好一点,不浮躁,可以踏实地做好一些事情。待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容易忽略二、三线城市以下网民的需 求”。

  目前拥有上亿用户的4399定位为国内最大中文游戏发行平台,其中网页游戏注册用户1200多万,每天新增用户近20万,每日流量1600万,平均同时在线80万,月收入达到千万,巨人,盛大等大公司都开始与其合作。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无论是hao123还是4399,其页面都极不美观,这让互联网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网站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流量,其成功的原因是什 么?

  “中国的普通互联网用户相对低端,对他们来说,互联网越简单越好。我曾做过实验,我让五六岁的小孩同时玩4399和其他小游戏网站的游戏,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更喜欢使用4399。”蔡文胜说。这多少和当年李彦宏对hao123的评价类似:“hao123简单到让人无法超越。”

  投资原则

  “传统生意教给我两件事:第一,有用户就有价值。看店面好不好就是看人流,有人流就说明人家喜欢到这来,就可以卖很多东西。第二,商业的敏感度和决策速度。我做决定非常快,有些重要的投资半小时敲定,钱就打过去了。”

  2005年4月,蔡文胜个人出资包下全部食宿,在厦门连办两天“中国互联网站长大会”,邀请了国内流量最大的150名个人网站站长参加,其中包括庞升东、姚劲波等日后获得巨额风险投资的人。这一届的站长大会也被认为是个人站向商业站转型的标志,而此后的蔡文胜则隐隐有站长盟主之势。尽管日后他承认,第一次站在台上演讲时,“腿都是哆嗦的”。

  “在我开始搞站长大会的时候,个人站长的时代就过去了。这不是说中国以后就没有站长了,而是说今天个人再重头做一个网站做到全国出名,有几千万用户已经不太可能了,很多个人站正在商业化,并取得了成功。”而蔡文胜就是重要的推手。

  2005年底,参加过第一届站长大会的Chinabbs创始人王定标找到蔡,想买一个更好的域名。蔡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对Chinabbs的整个发展提出一系列的建议,王定标十分认可,就邀请蔡做股东。Chinabbs的投资商也是IDG,IDG对此并不反对,蔡就把daqi.com送给了Chinabbs,加上他的想法、资源入股,成为了大旗网的股东。

  另一位参会者58.com的创始人姚劲波也曾是一位成功的域名投资者,与蔡文胜私交很好。2005年他创办58同城时,蔡也很看好分类信息网站这个方向,就投资入股。此外,蔡也经常在服务器、带宽、域名等方面给一些更小的网站以帮助,不过通常并不占股。

  2007年在卖掉265之后,蔡文胜认为自己已经基本获得了成功。除了4399外,天使投资变成蔡文胜的主要兴趣。蔡做投资有两种方式。

  1. 网站本身已有很大的用户群,通常要达到千万级,“有用户就有价值,用户量达到千万说明已经初步成功”,这种认识就源于蔡文胜早年做服装生意的体验。蔡文胜也形成了对网站价值的判断标准,“只要有足够的用户,就一定能找到商业模式,只是能做多大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不能支撑很大的,要知足⋯⋯”

  2. 蔡自己看到市场有什么需求,认准一个方向,就会主动组织团队。比如美图****就是蔡认为普通网民需要一个傻瓜版的photoshop处理图片,这个可以轻易做出各种各样效果的图片处理软件是在2008年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之一。

  但蔡文胜最鲜明的投资特色或许并非是以上两点,而是“快”。他通常都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发现有潜力的项目,然后迅速做出投资的决定,“我投资决策很快,有时候半小时就定了——不是说做决定,而是把钱打到对方账上。”显然,与VC机构的漫长的谈判、调查、法律签署相比,这种快速的投资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

  这同样来自蔡早年做服装生意的经历,“当别人用10块钱的价格订1000条裤子的时候,一定要在极短时间内判断自己是否能用9元的价格进到货,否则商机瞬间就会失去”,这种快速决策的前提是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敏锐感觉。

  蔡文胜从来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几乎都会做大量的功课。2003年做265之后,他将当时站长云集的k666.com上的几万个帖子从头看了一遍,从而了解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个人站的情况,当他接触IDG时,他把这个公司的历史、各位合伙人的情况都摸了个遍。自然,当他自己开始做投资时,他在决策之前就已经对看重的公司做了充分的研究,并闪电般地开出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

  与此同时,蔡文胜同样有严格的投资纪律。他的原则是不超过200万元,“我只做前期投入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如果要靠烧钱才能做大的,我不会做,当然,如果能吸引到VC那就另外一回事。”4399的投入不到100万元,傻瓜图片处理软件美图****则几乎都没有什么推广成本。他和李兴平曾经一起投资一个视频网站,因为需要的投资太大,很快转卖给了他人。

  对于他所投资的公司,蔡都有明确的步骤安排:首先考虑做的东西对网民是不是有用,能不能抓住几千万用户,有了几千万用户之后考虑先让它赚钱,然后第三步再考虑能不能做得很大,甚至做成上市公 司。

  下一个大生意

  “1998年到200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精英时代,都是拷贝海外的模式;2003年到2008年,网民从几千万达到3亿,是大众时代,这个阶段土鳖超越海龟;而2009年到2014年,中国的网民会从3亿增加到6亿,这将是全民互联网的时代,机会有很多。”

  现在,蔡文胜每天中午12点起床,然后开着自己的保时捷SUV到办公室,一根根地抽中华烟,泡上好的大红袍喝茶,然后上网去各个论坛和QQ站长群里看看大家在聊什么话题,再电话给自己投资的公司指点一下方向。看似很轻松的他其实仍然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的方向,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不能说我被低估了。因为我确实还没有做成大事业。人的价值有两种,一种是浮在台面上的,另一种是会慢慢积累,但会嬗变成一个大东西,我觉得我的积累还需要时间的。”蔡坦言。

  尽管现在蔡文胜花在域名投资上的精力只有1%,但说起域名,他仍然滔滔不绝,他了解中国所有知名网站域名的故事,很多域名也与他息息相关。比如g.cn是他卖给谷歌中国的,如果陈一舟不是受到蔡文胜的影响,可能就不会后来去抢注开心网的域名kaixin.com。他时不时要晒一下自己收藏的经典域名,比如Romantic.com,“这个没有百万美元是不卖的”。“我还收藏了中国上千个地方城市的域名,足可以搞一个地方门户联盟”。

  而域名,很可能还是他下一个大生意展开的基础。

  今年7月初,一位美国的域名投资者专程飞往厦门拜访蔡文胜,Mr. Cai在国外的域名投资者中名气很大,这位投资者问蔡,他手中有那么多有价值的域名,为什么他不做域名停放(Domain Parking)?

  蔡坦言,中国的企业对品牌的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而且点击作弊比较多,做域名停放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预计未来三至五年,这一市场将会逐渐成熟,而这也可能会让他手中域名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谓域名停放,主要是利用域名带来的访问者达到广告点击,从而获得收益,在国外,这是一个极大的生意,每年市场规模以十亿美元计,据蔡文胜估计,Google每年要分几亿美元给域名停放。显然流量越大的域名价值越大,包括带有很好关键词的域名、被搜索引擎收录的域名、曾经建过站的域名、和著名域名接近的域名、同名不同后缀的域名等是最适合做域名停放 的。

  而蔡文胜手上有大量这种域名,比如和sohu.com很接近的shou.com,携程的拼音域名xiecheng.com,网易的拼音域名wangyi.com,这些域名有着不小的流量。比如xiecheng.com每天有超过1800个点击,“打开这个网址的人一定就是要找订房间、订机票,就是携程的目标客户,百度上的关键字点击1个是几块钱啊,携程雇那么多人在机场发卡,成本是很高的,这1800个潜在的用户他们却不要,实在是⋯⋯”说到这里,蔡文胜不禁大摇其头,“不过我现在一家家去谈也不合算,教育市场太辛苦了,还是等市场起来再做吧。”

  “我现在的想法还是先把4399做成最大的游戏平台,另外我也会关注与传统产业结合的电子商务、无线互联网,这两个是全民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机会。” 蔡打开自己的ThinkPad笔记本,桌面上就是他自己写的4399商业发展计划书。

2009-07-30

  2007年底的时候,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盲山》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大片“集结号”、“投名状”的喊杀之中,这部“不合时宜”的现实题材电影,讲述了一个“拐卖”的故事。

  年轻漂亮、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雪梅急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她发愁之际,装扮成医药公司经理的人贩子向她伸来热情的双手,她随他们来到陕西秦岭某个偏僻山村采购中药,结果一杯水喝下肚,她倒床昏睡。醒来后,雪梅发现自己被卖给当地人。重获尊严和自由的唯一方式是逃出去,她开始了一次次的出逃冒险,而在过程中,她渐渐知道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

  纯属巧合,2007年也正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家被当成“天之骄子”、风光无限的一年。但此后,随着一连串恶性投资失败案例的集中爆发,几乎所有中国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都被卷入其中。

  不是因为产业环境的急剧恶化,也非商业模式的天然缺陷,从PPG、ITAT到亚洲传媒、炎黄传媒、太子奶、华奥物种等等,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人”——创业者本身的职业操守、道德诚信。自然而然,一个最简单的追问是,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说“投资即投人”的投资家会一再地看走眼?

  按照导演李扬的解释,看不见是“瞎”,视而不见才是“盲”。

  高素质的大学生被骗,主要是社会经验不足、自我防范意识不够又求职心切。更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家被骗,又是因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有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我与我的同事们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拜访了投资界最有见地和能力的一群人。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他们有大而化之的反省,但却不敢用“手术刀”的方式来解剖自己和同行的错误,更多时候,他们愿意解释为“投资难免有失手”。

  真的只是正常的“失手”吗?

  不正常的成功

  神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

  过去十二个月里所发生的这些不正常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几年不正常的成功所致。

  直到2003年之前,大多数中国商人还没有见识过风险投资的“点金手”。1993-2003年,IDG管理的基金规模一直是2亿美元,同样情形的还有鼎晖投资,其2002年成立时仅仅管理1.35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的两个基金。而作为软银亚洲信息基础基金总裁的阎焱,还不得不接受日本总部的遥控指挥。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牛的3家风险投资商。

  即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本,他们仍然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携程的3年16倍回报,盛大14个月16倍回报,分众2年20倍回报,百度4年60倍回报,蒙牛3年40倍回报……

  据当时清科等调研机构的统计,中国排名前五的风险投资机构其IRR(内部回报率)均超过40%以上,而相比之下,美国同行的平均IRR只有27.5%。资本自然会往更有效率的方向流动。2005年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风险投资市场。

  人还是那些人,在短短两三年内,他们不但自立门户,而且所掌握的资金已经是当年的10倍甚至20倍(与第一流的美国同行相比,也毫不逊色)。还要从VC做到PE,从房地产做到Buyout,从美元做到人民币基金,全面开花。

  毕竟规模与地位直接相关,规模同时也联系着管理费和利润分成。

  “中国风险投资才发展近10年时间,而美国已经发展了60年。”国内风投界的领袖人物阎焱承认现在行业还处在幼儿期,“但是,过去三年中国的风投太疯狂了,即便是一个新手也很容易融到钱。”

  每一位大牌投资人都雄心勃勃地要打出下一个漂亮的“本垒打”(投资圈俚语:指回报超过10倍以上的案子)。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的想清楚,之前的成功有多大成分是来自于个人努力,又有多少是环境造就或者运气使然?

  在2006年之前,IDG所投的150个项目中,只有15个关门了事,失败率控制在10%以下,而国外的成功率也不过20%。另据统计,中国企业从接受风投到上市的时间通常在1.5-3年之间,而国外一般都在4年以上。

  显然,这样高的成功率和这么快的速度是不正常的。它只能说明第一代创业者的质素普遍优异,而过往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也给了企业脱颖而出的良机。

  按照当年国内一位著名投资人的说法,“既然满树都是伸手可拾的果子,为什么我们还要急着去挖坑种树呢?”

  但事情迟早要回归常态。想拾果子的人多了,价格自会哄抬上去。三四年以前的市场上,以5倍左右P/E(市盈率)估值的案子比比皆是,而在2007、08年全球资本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企业动辄开出15甚至更高倍数的P/E,这直接意味着未来投资回报率的降低。

  恰恰是这两年,无论是399件和318件的投资案数量,超过800万美元的平均单笔投资额,超过60亿美金的总投资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付钱太多也是绝对错误的”,换了巴菲特,他肯定要唠叨半天。

  不正常的成功只会导致过度的自信。最聪明能干的头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情绪的影响。他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其个人精力与其野心之间能否完全匹配?

  以投资完美世界而成名的赛富基金合伙人羊东承认,他在超过10家以上的被投公司里担任着董事职务。这对于业内那些大牌投资人来说,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他还有大量时间必须用在考察项目和其他社会活动上。

  同时效力超过10家以上的公司,并且这些公司还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认为,董事所能起到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顶多只能给创业者提供一些决策建议。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当红杉投资的亚洲互动传媒上市后,创始人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财务诡计,会躲过包括张帆等董事的监查,并最终导致了一场退市的丑闻。

  拿破仑一生赢过无数仗,但从他固执地选择在莫斯科过冬开始,好运气就离他而去。今天那些还被光环笼罩着的明星投资人,错误的种子或许已经种下。

  传统产业与傻瓜逻辑

  事实上,中国很可能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风险投资市场。

  在美国,风险投资商们群居在加州硅谷。他们主要投资于高科技、生物医药,以及时下热门的绿色能源。按照一位KPCB(美国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商)合伙人的说法,“我们有90%的投资都是投向我们公司方圆60平方公里以内的公司。最远的也不过是在犹他州的盐湖城。”

  而在中国,投资人有一半以上的精力是放在传统产业。他们需要了解在什么地方挂液晶屏合适,担保租赁公司能不能碰,商业地产的风险在哪里,快餐生意会不会持久,有机农业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任何一个新的产业,都意味着一条新的学习曲线。

  就像电影里的“盲山”,传统产业是完全另一套玩法。哪些看起来很乡土说话也很乡土的老总几乎百分之百比高科技海归更狡猾。

  曾经成功投资蒙牛的英联,第一眼就相中了湖南株洲的太子奶。一脸憨厚的李途纯,相当漂亮的财务报表。几乎没有什么严谨的尽职调查,就签下了投资协议。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损益表上数亿的净利润全是利用三个月帐期,占用经销商的货款。顺便说一句,当年投资蒙牛的金丽丽早已离开英联加盟3i,而主持太子奶一案的陈柏松早在2007年就转身离去。而接班者只能收拾烂摊子。

  仅有对新生意、新模式的Passion(热情)是不够的,以“投资嗅觉敏锐”著称的沈南鹏,现在越来越看重怀疑精神。“当我们跟被投企业达成TermSheet(投资意向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反复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可以用8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利农的现代农业模式,花超过1年的时间来推敲主持人李静的东方风行有无机会成为中国的“玛莎斯图尔特”,但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他也曾在半个月内就做出投资的决定。

  不正常的成功,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效应是:傻瓜逻辑所驱动的“羊群效应”。

  蒙牛、如家、分众、新东方、无锡尚德,每一个行业先行者的IPO,都会帮助一大批跟随者拿到投资。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复制领先者的商业模式,反正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你可以说这帮人是创业者,也可以说他们是投机者。他们的目的不是做成,而是卖掉。

  傻瓜逻辑之所以通行,就在于它够简单好贩卖。我们要做“公交车上的分众”、我们要当“羊奶里面的蒙牛”,我们要成为“考研培训的新东方”……没有多少人会把逻辑再往前推演一步:这样的模式真是放之四海皆准吗?我们有无颠覆的可能?

  事实上,在如家上市之后近三年,经济型酒店还没有诞生第二家能够独立上市的公司。而过度融资使得很多风险投资可以支持太多雷同的创业公司,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跑马圈地”和价格战,这就导致整个市场的平均利润率被迅速拉低。就连领头羊也避免不了亏损。

  在前分众传媒总裁谭智看来,有些公司明显就是投机者和投资商共谋的产物(难道他指的是玺诚传媒?)。

  “有些VC看到分众上市了,收购了框架、聚众,就去投分众的一个目标公司。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搅局,等着你来收购我,否则也不让你做好。”“你最后去收购这个公司,结果买它花的几亿美元都撇帐了,并进来后公司一塌糊涂。”“你说VC不知道?他是无辜的?狗屁!他清清楚楚。”

  快枪手

  在这一轮的群体狂热中,联想投资是少有几家能够保持清醒的主流VC之一。

  在其董事总经理陈浩看来,这与该公司的主管合伙人大多是产业出身有关,“8年来,我们虽然没有投出特别明星的案子,但也没有犯过任何过激的错误”。联想一期基金的IRR回报率达到30%,这仍是一个可以进入国内前十名的成绩。

  但在国内投资界,MBA毕业、投行出身的VC更加抢手。“他们更容易拿到海外投资者的钱,也更擅长打通海外上市通道。”

  蓝山中国资本的唐越便是典型代表。2006年3月,他和全球著名投资基金蓝山资本的创始人John Griffin共同发起,首期基金3亿美金,2期基金高达14亿美元。但在内行人士看来,“蓝山中国的投资架构很成问题,完全没有防火墙”。

  在蓝山中国,唐越一人做决策,认准了立马下单,不用和别人商量。古杉生物柴油、海虹医药、河南鑫苑等6个项目,全部分散在二三线城市。其中有一个项目,见了创业者一次面,谈了2小时,3天后便把先期的1000万美元付到了对方的账面上。

  与业内流传的“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式的投资措施不同,唐越看准的项目全是“下猛注”、“把篮子装满”:房地产项目河南鑫苑从4000万美元增加到7500万美元,服装零售连锁项目ITAT,先期投资5000万美元,接着加到8500万美元。

  唐越用了两年时间就投完了5亿美元,横跨新能源,消费品,制造业,零售,农业加工,房地产,科技,教育及其他多个行业。仅仅靠着一个合伙人和十几个投资经理,就能实现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大的行业跨度,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蓝山的案例有些极端。但是,找刚从商学院毕业的MBA当投资经理,尽职调查全部外包给第三方机构,两三个合伙人看一下就拍板,这几乎已经是很多投资机构的通行做法。

  “价值创造,价格实现”,这是任何一个风险投资的本分所在。但如今,没人愿意干价值创造的苦活,等待价格实现的案子却被疯抢。

  “我不缺钱,风投抢着给我钱,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类似的表述,在一些中国民企老总的口中频频爆出。在他们内心里,认为风险投资的钱只是拿来用用,不值得尊重。的确,很多风险投资人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其它的价值。

  太多的爱叫溺爱,太多的钱呢?叫傻钱!

  当大牛市已经把创业者的头脑冲昏时,投资人不是在踩“刹车”,而是在踩“油门”。他们不知道牛市会终结吗?错了,他们是要抢在牛市终结前出货。

  为了迅速催熟项目,他们愿意付出比企业实际需求更高的金额。反正Easy Money ,Easy go。 当创业者的赌性和投资商的赌性碰撞在一起,乘法效应产生了。而结果就是,要么如中国动向般大赢,要么如ITAT般大输。

  1999年,在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的时候,美国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KPCB开始了历史上最冒险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期基金投资——“九号基金”。仅用了十个月,约翰多尔和他的合伙人们就将全部5.5亿美元投出,但很长时期内颗粒无收。其间为KPCB工作的合伙人中,已有六名离开。

  在九号基金的项目中,绝大多数投资表现平平。980万美元投资的健康保险网站e-HealthInsurance则一直未取得成绩;550万美元投资的在线医药购买网站Ethnicgrocer,最终在2002年卖给了国际医疗交易公司;网景创始人克拉克创办的个人金融及财务管理网站myCFO,则在投入了2200万美元后,最终亏损出售。

  这一期基金投资中,幸好还有Google。一个非常完美的“本垒打”。虽然多尔承认在1999年,其实他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搜索引擎会成长成什么模样。

  回到中国。那些在2005年、2006年成功募集的投资基金,在一个周期完整的资本泡沫中,已经把手中的子弹打完大半,而他们业绩的好坏,将在未来两年看得清清楚楚。

  巴菲特的女婿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孤儿,干得是最不性感的制造业,从一个租来的旧车间起家,模仿日本厂商早已淘汰的电池技术;另一个是名牌大学的MBA,家庭背景非常深厚,作风强势,堪称超级销售,在户外媒体业呼风唤雨,有过成功创业的经历。

  如果你是风投,你会投谁?问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会告诉你是后者。

  答案揭晓。第一个人是王传福,全中国没有一个风险投资商投过他,但巴菲特看中了他。另一位是赵松青,炎黄传媒的创始人,曾经赢得过赛富投资、兰馨亚洲包括江南春等在内的青睐,融资超过5000万美元。但今天,赵松青甚至用强硬手段把投资商给赶出门。

  “投资即投人”,一句简单的话里有着无尽的深意。

  怎样才能评估出人的能力以及人的诚实,这是一门顶级投资人也需要不断磨砺的技术。

  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选择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来评价管理者的能力和个人品牌。但巴菲特自身的实践却发现,有些企业的各项财务数据看上去十分优秀的,却很可能是不准确甚至误导他人的,这也让他吃过大亏(如果巴菲特在中国,他肯定已经绝望了)。

  “从长期趋势来看,那些在会计报表上施加压力做手脚,让其超越企业经济本质的管理者,通常是能力低下的或不诚实的,两者必居其一。”巴菲特感慨说。

  因此,正直诚实是投资选择中一个关键性的必要条件。但巴菲特也没有更科学的办法,他检验一项投资是否满足这个要求,看的是这个企业的管理者是否“你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个男人”。

  这个形象的“女婿”标准对风险投资人有帮助吗?

  他人即自己的镜子。事实上,这个标准对投资人的品行约束和要求也许比对创业者更高。什么样的人是你真正“喜欢、信任和钦佩的”,什么样的人是你愿意与之在家中共进晚餐的,什么样的人值得你把最心爱的宝贝托付给他?

  在一个诚信和契约精神严重缺少的商业社会,投资人本身的契约精神和诚实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合伙人的你是如何对待你基金的投资人,作为投资人的你该向被投的企业建议些什么,作为管理者的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要求你的投资经理?最终这一切,都将反映在你所投的每一个案子,你究竟能否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市场上生存到最后。

  “在哪些恶性投资失败的案子中,VC不是无辜者”,联想投资的董事总经理程浩坦言。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面对我们的直接发问时,所有当事人均三缄其口的原因。

  但如果整个投资业没有这种主动的反思,如果行业的标杆人物不能带头来解剖自己,那么中国的私募资本市场会不会最终跟中国的股市一个德行……

  “在我的投资中,我也犯了很多很多错误。但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优越的地方是,我更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这也是我为自己挽回资金的方式。”另一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坦言。

  “通常,人们很不情愿承认他们错了。那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人物会犯重大错误的原因……”

  (My Twitter ID: youyudemao)

2009-05-14

  三家创业加盟联展网站和一百多位来自湖北的项目高手,建立起了一条灰色的招商产业链。这个组织严密效益惊人的产业链为何低调凶猛,它又是如何横行全国的 。  文|本刊记者 丁晓磊

  三家创业加盟联展网站和一百多位来自湖北的项目高手,建立起了一条灰色的招商产业链。这个组织严密效益惊人的产业链为何低调凶猛,它又是如何横行全国的 。

  “互联网广告领域,除了门户,只有我们真正挣到钱了。”董先生吐了一口烟圈,用带着浓重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对《创业家》记者说。

  董先生所称的“我们”是指所谓招商联展网站,即将数百个加盟连锁项目,以图文链接的形式发在网页上,据此收取广告费的互联网平台。6年来,他经营的招商联展网站(名字应要求不能透露)每月都能为其贡献100万元左右的收入,让他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安农民实现了他的致富梦想。

  而他,还只是招商联展行业的一个小卒。

  真正的大佬是28商机网、U88连锁加盟网和3158招商加盟致富网这三家企业,它们几乎主导了招商联展行业。“这三家公司目前的销售额都挺大,流水最少在七八千万,利润两千万以上。”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3158前高管说。过去数年,他们一直在各大门户网站首页、《参考消息》、《商界》等平面媒体上投放广告;而近一两年来,更是签下了范伟、王刚、张铁林、王宝强等明星代言,在央视及各地方卫视台大手笔推广,其声势不亚于当年的脑白金。“最高的时候,28商机网一年的广告费就1.2个亿。”另一位匿名的28前高管说。

  这曾经是一个暴利的生意。按照行内人士的说法,在其2004—2006年的鼎盛时期,“只要有一年造就一个百万富翁是很轻松的,当时的利润率想有多高就多高”。但如今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以及媒体价格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广告效果大不如以前,商家也不愿意多掏,行业利润率只有10%左右了”。

  这也是一个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灰色生意。在三大招商联展网站的首页上,密布着约600个加盟项目。而这些项目都是由100来个彼此熟稔的湖北商人控制,以一到几万元不等的低廉加盟费用,打着“热门小生意赚疯了”、“1000元开店当老板”等名头,来吸引加盟者。但其中90%以上的项目并没有向政府部门备案,而且项目存活率并不高。

  而不管28还是U88、3158,都与其幕后项目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早已预见到可能的商业风险,因此他们从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就连和明星的签约仪式也鲜有新闻发布会。而本刊记者曾多次致电发邮件给这几家公司,希望采访公司创始人,均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这个行业有规矩,就闷头挣钱,不接受任何采访。”3158的这位前高管这样说道,“报道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当《创业家》记者希望通过私下渠道进一步了解那些湖北老板和他们所掌控的数百个项目时,则遭遇到采访对象的反复推托,他们的理由是“知道太多的真相对你不好”。

  那么,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通过什么样的模式,创造了这一头头“吸金怪兽”?

  联展网站如何“暴盈”

  “当时如果没有XX门户的那个朋友帮忙,3158也不可能这么快发展起来。”3158的前高管说。

  那时是2004年的3月,3158正式上线不久,前面有U88,后面有28商机网,做得比较困难。这时候,他哥哥的一个同学,当时担任某大门户网站的广告总监。凭着这层关系,3158和该门户网站签订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排他性广告合同。换句话说,这一年里,只有3158的“创业致富”项目可以在其首页上做广告,别人都不可以。

  就这样,凭借40万元的启动资金和该网站的一纸合同,到2004年的7月份,3158一个月的收入便达到了100多万。“以后逐月增加,两年后每个月近700万。”这位3158的前高管说。

  这样的发财速度足以让互联网界的精英咋舌。没有任何风险投资,一个看似没有技术含量的商业模式为何能如此暴利?其实,招商联展的实质很简单:就是集中式广告分销平台。

  打个比方,一个类似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在首页上做广告要10万元/天,而一个加盟项目恰恰只有10万元的广告预算。众所周知,做广告时间长才有效果,做一天等于没做,因此,像这样的众多小项目就很难在门户网站上投广告进行项目推广和招商。

  招商联展公司就是看到这个商机才出现的。他们先找到项目方,承诺说有办法10万元钱可以让他在门户首页上做10天的广告,项目方肯定高兴,就这样,他找到10个项目方,一共收了100万元。联展公司又找到门户网站,说我买100万元的首页位置的广告链接,门户网站很高兴,会给一个3至5折的价格。比如说是3折,那联展公司就花了30万元的广告费,而剩下的70万元就是毛利,然后再分租出去,“虽然每个商户的广告位置小一点了,但是时间长了,效果就好了。”这位28前高管称。目前,几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广告链接近三分之一都是被这些联展公司买走的。

  该模式的首创者是U88的老板吕才红。为数甚少的网上资料显示,他是安徽人,四川大学毕业,曾在国务院机关工作数年,很早就接触网络。最早做过新浪、搜狐的广告代理商。2003年,创办U88.cn。

  2006年,当吕才红以北京商旅科技CEO的身份出现在几次互联网业内会议时,得意地将该模式概括为“暴盈”——即通过颠覆性的精准营销、精准广告,从而帮助广告主达到超乎寻常的广告效果。“我们把最优秀的媒体供应方给找到,把所有的需求者集合起来,然后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

  他的底气在于“过去三年内花出去1亿元的广告费,而且钱还不是自己买单的。”为此,在他看来“百度说它的精准广告是革命性的,现在我告诉百度什么叫颠覆性的营销,颠覆性比革命性强多少倍。”

  但那时,吕才红已经不满足于针对个人创业加盟者的U88,他想做一个服务90%网民的大平台800so.com,一个号称“分类信息搜索大全”的新网站。而IDG的合伙人过以宏、软银赛富的羊东也都就此与其进行过深入接触,但吕才红最终未能复制U88的成功。今天,当你点击进入800so.com时,进入的已是U88的首页。

  U88之后,28.com、3158.com等一大批网站紧跟而上。与吕才红不同的是,28的幕后老板陈嘉(原名陈汉东)出生于湖北,他手头自己就控制着40-50个项目。

  一切用效果说话

  凭着更胜一筹的营销手腕,28后来居上。

  据前述那位28前高管称,他们最早发现,真正对这些小成本创业加盟项目感兴趣的,大多来自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效的广告媒体,其实并不是门户网站,而是电视。而2006—2007年,电视台正因为电视购物广告成灾而头疼不已。28开始率先把大量的招商广告投放在各地上星卫视,以及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上。

  “凡是你能看到的电视台都有投放。热门电视剧和电视节目之间的广告我们喜欢买,因为想加盟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大多爱看那些连续剧。”28前高管说,“当时地方电视台找我们谈广告都是台长副台长亲自来。”传统媒体对招商联展公司的重视可见一斑。

  当你看到电视上介绍某一个招商项目的广告,请注意广告片的右下角,基本上都会有U88、28或者3158的商标。“我们拿着这些广告才能更好和客户谈,你看这是我们的广告,这个时段很好,你投广告肯定有效果。”28前高管说。当然,还有一些广告,在右下角还会同时出现具体项目的名字,这样的广告是要加钱的。

  当广告量投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招商联展公司开始和电视台合作,进行一些软性的操作。“以前XX电视台是没有《财富之路》的,是我们老板和XX台说,你开一档类似于央视《财富故事会》那样的节目吧,用软文的形式做,招商效果更好。”28前高管说。因此,现在在各个地方台都能看到类似的创业节目,这背后都有联展公司老板的影子。

  随着行业竞争的进一步白热化,这三家招商联展公司也意识到自身品牌的重要性。因此,从2007年起,他们相继与明星大腕签约代言,吸引了亿万观众的眼球:首先是“和”王刚讲“U88 你发发”,接着是范伟用《卖拐》里的腔调说“28、28,咔咔就是发”,而张铁林穿着那件《还珠格格》里的皇袍吼着“创业加盟找项目上3158”,最近,人气正旺的王宝强也代言了08.cn加盟致富网。据内部人透露,代言费均在两百万左右。在电视媒体采购方面,他们也下足了功夫。其中,28商机网与湖南卫视联姻,以480万元获得湖南卫视《智勇大冲关》晋级赛冠名权。

  为了增加客户的信任感,提高业务量,几大网站还专门组建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并聘请多位兼职的营销专家、渠道专家、媒介经理、营销顾问等为其进行指导。除了28拥有200人的团队,U88和3158的员工人数均维持在40至50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广告界人均产值最高的一批人。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招商广告的效果才产生的。3158的前高管告诉《创业家》,如果没有效果,这些联展公司就无法生存。一般来说,这些招商联展公司的广告效果是以两种指标来衡量。一种衡量指标就是留言的多少,第二种衡量指标就是电话量的多少。“如果留言和电话多,就证明投放效果好。你买的媒体资源质量好,人家才会接着投。”3158前高管说。当然,有的招商网站为了提高效果,会找来很多枪手,在网站上留言。

  一般情况下,留言量和电话量是1∶1的,就是留言量有多少,电话量也差不多有这么多。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打电话,除非对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才去打电话。所以,“做完这个网站以后,你要开发出留言系统;因为你要投放广告嘛,投放网络广告你没有流量监控系统怎么行呢?然后,还要开发出广告的发布系统出来。”该位28的前高管称。

  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媒体界,招商联展公司的身影无处不在。《参考消息》、《商界》、央视、各地电视台、门户网站等等,只要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有他们推广的项目。在这样广泛的媒体资源的支撑下,招商联展公司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以行业老大28.com为例,其Alexa全球排名在1万位左右,页面流量日均超过500万以上,自访问流量达到100万以上,年均注册用户720万人。

  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是真正把媒体格式化,充分挖掘媒体资源的一群高手,而在丰富的媒体资源的背后则是真金白银。一个门户首页的图文链接,28.com一个月可以卖到5万,最便宜的也要卖到2万。

  湖北帮

  “做联展的人不厉害,真正厉害的是背后做项目的人。”上述那位3158前高管说。

  他们才是这加盟招商行业的真正主角。

  他们大都来自同一个省:湖北,又以孝感和安陆两地为主。

  其实在商界,孝感是以建筑工人而闻名于中国的。在东北、西北的建筑工地上,一说抹灰的就知道是湖北的,说湖北的就知道是孝感的。从2007年起,孝感每年年初都会举办“ 孝感外出创业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其十之八九的新闻人物出自建筑业。

  不过,这些人的实际资产远不如后面即将提到的另一群孝感人。不过,后者一直以行事隐秘著称,《创业家》记者只能从圈内人的只言片语里勾勒出这个群体的轮廓。他们最初是地地道道的普通百姓,没有太多特殊背景。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做一些“致富小锦囊”之类的小项目,从此走上了项目招商之路。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是,到了2003年左右,当地已经形成了100多位大老板掌握大概600个项目的局面。“这些人基本是一两个家族的,其中至少有十几位到二十几位是大老板级别,至少一年的收入是上亿的。还有一部分是一年的收入几千万的,剩下的是一年收入几百万的。”3158前高管说出了这些幕后老板的三个级别。

  这些湖北老板基本上以买断或者策划项目的方式进行项目积累。“比如,我是一个大老板,我看上了一个专利项目,好,我掏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买断那个项目,然后让我的一个亲戚去经营,可以占一些股份,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3158前高管说。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公司,有总经理,有业务员,其中总经理,组织结构很正规。” 就这样,他们以类似传销的发展方式进行项目积累和推广,一直发展到现在的600多个项目,形成了一个集团公司旗下有若干子公司的业务组织结构。

  换句话说,在U88这样的招商联展网站出现之前,这些项目就已经存在,“推广的需求一直就有”。但当时他们的广告手段还很初级,大多是在报纸的中缝里面。“而‘暴盈’模式的出现,则将广告招商的效果提高了5~6倍”。

  当然,这600多个项目,几乎都没有按要求到商业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因为根本达不到法规要求的特许加盟备案的要求。“发展特许经营至少有两家直营店,且经营时间要超过一年。跨省区从事特许经营的,则须通过中国连锁协会、中介机构,或直接向商务部申请备案。”特许加盟备案文件中这样写道。但现实是,这600多个项目有着很高的更替率。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做记者做三个月还不挣钱你还做吗?项目也一样,做一年不挣钱就要换了。”28的前高管这样对《创业家》记者说。

  当然,这些项目并非都是以收取加盟费的方式赢利。“还有代理费、代工费、专利转让、卖机器的费用,收费方式非常多,要是单纯看做加盟就错了。”3158前高管说。

  面对记者的刨根问底,他如此解释:“这里面的运作过程就像魔术的秘密,比如说刘谦的魔术,你非要去揭刘谦的底,这是没有商业道德的。”

  一般来说,这类项目的加盟费用在1万到数万之间,这又是一个精巧的设计,即利用了加盟者以小博大的投机心理,又不至于让其倾家荡产而引发大问题。尽管这些项目鱼龙混杂,但在圈内人士看来,真正的骗局并不多,至少60%以上是真的,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成项目。

  对此,一位经营多年特许加盟项目的业内人士说:“要是加盟肯德基、麦当劳什么的得好几百万,那还不一定能挣钱,更不敢说快速挣钱了,为什么你花一两万加盟他们就可以快速致富,没有道理的嘛!”

  而那些急于致富者并不知道,掌握这600多个项目的老板拥有多么雄厚的资源是多么丰富:600多个项目在这三大联展公司是必投的,所有这些媒体对这些大客户都是恭恭敬敬的,招商联展公司也都有这些人参股,甚至也都在运作多个项目。

  不过,董先生和28前高管对所谓的加盟骗局却不以为然:“只要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就可以在招商联展公司上投广告,这符合广告法。至于他们的真假,不是我们的事,工商部门都不管,我们管啥?央视上不是也有广告吗,他们怎么不查啊?还有,加盟是签合同的,没有人逼你,如果连合同都看不懂,你加什么盟,这是学费!”

  这句话听起来冷漠,但却是现实。3158的前高管坦言:“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对每一个项目来说,面向的都是全国的用户、面向的都是全国的市场,总有人愿意买单。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三大网站的基本资料

企业

创办时间

创始人

籍贯

代言人

员工

销售业绩

U88.cn加盟致富网

2004-3-1

吕才红

安徽

王刚

40-50

过亿

3158.cn致富信息网

2004-3-15

未知

重庆

张铁林

40-50

7000万以上

28.cn商机网

2004-4

程家

湖北

范伟

200-300

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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