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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想一下,现在是2001年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从5000点下跌到了2000点。华人Mr.Zhu创办的HUIYUAN 软件公司早已跌破上市时的招股价,由于经济低迷,竞争加剧,即将发布的财报很可能会进一步拖累股价。突然传来消息,产业巨头微软公司(当然也可能是日本的软银集团或者澳洲的新闻集团)决定收购该公司,并开出了相当于其当前市值3倍的天价。

  思考再三后,年近60的Mr Zhu终于同意出售公司。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HUIYUAN的大小股东们无不对此决定拍手称快。整个硅谷为之震动,更将Mr.Zhu视为成功的创业英雄。各大风险投资公司纷纷邀请手握重金的Mr Zhu出任合伙人。商学院把HUIYUAN的前世今生写成了教学案例。而Mr Zhu还不想马上急流勇退,又开始了一个新领域里的创业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虚构。但类似的故事在硅谷的确一再发生。仅以我们最熟悉的为例。2007年,朱敏以32亿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创办十年的WebEx卖给了思科。比他更年轻的邓锋几乎与他同时创业,成立网络安全公司NetScreen。2004年,他以40亿美元将公司出售给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制造商Juniper。此后,两人又先后开启新的事业。

  这种现象在硅谷由来已久。1999年,在科技热最顶峰的时候,美国商业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出版了一本书,叫做《THE NEW NEW THING》,这不仅是一本关于硅谷大亨吉姆·克拉克的个人传记,亦被视为对硅谷文化的完美诠释。

  克拉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办了三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SGI、网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几乎每一次,他都在公司上市后不久选择退出,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高价出售。所获之回报部分用于享受生活,部分投入到下一个新事业中。

  克拉克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自己的商业哲学:只要干得高兴愉快,可以像猩猩攀缘藤草一样紧紧抓住每一个项目,但如果干得不再愉快,就去寻找下一株新的藤草。

  在硅谷,不会有人将克拉克视为企业的叛徒、品牌的出卖者。大家都认为,作为创造者,克拉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使命。至于他接下来的选择,只要不损害股东利益就可以。

  硅谷文化并非从天而降,它代表了美式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新阶段。除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给予冒险超额回报之外,这里还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提倡良性的商业竞争。

  但在大洋彼岸,朱新礼却远没有克拉克、朱敏他们的幸运。自从他决定把汇源果汁以2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可口可乐后,舆论的口水就几乎淹没了他。

  他被视为“逃兵”、“懦夫”、“民族品牌的出卖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一桩再符合商业逻辑不过的交易在我们这里却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

  朱新礼为什么不能像朱敏那样从容进退?汇源为什么不能像WebEx一样自己选择命运?

  过去16年,朱新礼从无到有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产业,打造了一个年销售额20多亿人民币的香港上市公司,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创业家。但创业家非得就是一个企业家吗?

  硅谷最成功的连续创业家之一陈五福就曾说过:“创业家,总想做新的、早期的事情,他敢冒很多的风险。冒险可能会失败,但不冒险,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反过来,当公司变大时,开始追求稳定,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冒险,这就需要心态上的改变。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创业家,不习惯改变这一心态。”

  有人问他;你创业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把企业养大,再送给别人你放心吗?陈反问道:把企业交给别人不一定成功,但让我留下,就一定成功吗?不见得。

  “创业家不是不能变成企业家,关键是,有些创业家不愿意变成企业家。” “把企业交给别人,比我自己继续做,成功的机会更大,这就是分工。而我的价值,就是再去创业。”陈如是说。

  事实上,整个硅谷也只有极少数的创业家能够成为第一流的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等,包括苹果的乔布斯也曾经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董事会扫地出门,而后再创业,再重返苹果。

  华人世界里的传统商业文化,习惯于将公司视为家族私产,恨不得传子传孙,做成百年老店。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CA软件公司的创始人王嘉廉,他们都一手将公司带大,后来又几乎亲手将公司毁灭。在其事业的后期,他们的昏庸决策,已经不再为公司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

  而早在1901年,钢铁大亨卡内基把自己所拥有的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所有股份卖给JP摩根,成全后者整合钢铁业,打造美国钢铁公司的梦想。而卡内基自己,则通过出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并创办了第一个慈善基金会。今天,美国钢铁公司已经没多少人知道,但卡内基基金会的影响力却广为传播。

  从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讲,也是从分散走向集中。当年的家电连锁零售业,吸引了多少初创企业,发展到今天,只剩下国美、苏宁两强。但张大中、陈晓、汪建国等人并非失败者,他们通过出售公司,也获得了惊人的回报。但竞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网络电子商务又开始孕育新的挑战者。

  非洲大草原上的弱肉强食,虽然看起来残酷,却是最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里,不断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就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这样的地方才真正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

  假设一下,如果早期的硅谷创业者都还在坚守自己的公司,政府和舆论永远同情保护弱者,阻止一切以大吃小的行为,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一群小公司仍在无序地厮杀,大家都在互相抄袭模仿,没有创新的动力。产业做不大,投资者得不到回报,也不敢再介入其中。

  这样的情况,在今天中国的很多产业中都可以看到。

  朱新礼之所以想卖掉公司。说白了就是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巅峰状态已过,而儿女都无意接班。下面的职业经理人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二是,产业已成“红海”,巨头进入,汇源如果放在全球饮料市场上衡量,算不上领先者。品牌、资本、销售能力皆非其所长。

  当然,他可以选择继续扛红旗,坚持下去。但一个人越成功,他的风险承受能力越低。就像希腊寓言中的西西弗斯,往上推大石的过程无比辛苦,而且越往上越危险。

  有人说他卖亏了?我想,谁也没有比朱新礼更清楚汇源的状况,他是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他怎么可能允许“自有资产”流失呢?衡量风险与回报,是一个创业家的本能。每股12.2港元的出价,已经相当于汇源市盈率的49倍。

  有人指责他不该卖给外国人?首先,国内市场就没有造就足够量级的买家(这该怪谁呢?),能够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除了中粮这样的大国企,就是一堆比汇源实力还弱的民企(如果中粮出这么高的价格,会不会也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呢?)。

  其次,可口可乐不仅是全球饮料业的老大,本身也已经是个国际性的公众公司。如果朱新礼乐意,完全可以像中投拿外汇买黑石的股票一样,成为可口可乐的股东之一。

  有不少人叹息,又一个民族品牌消亡了。可当初,这帮人除了搞评奖排行万里行圈钱之外,还干过什么正事。说实话,熊猫死了,小护士死了,乐百氏不行了,又怎么样?

  大家可以到街上看看,过去十年,我们身边的民族品牌到底是减少呢?还是增加呢? 我们失去了熊猫,但我们又有了纳爱斯、佰草集、霸王;乐百氏不行了,还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王老吉、蒙牛……被外资收购了的南孚电池、太太乐鸡精、卓越网不现在也发展得挺好嘛!

  美国人可以把安海斯-布希卖给比利时的英博啤酒,把哥伦比亚电影卖给日本的索尼,把克莱斯勒卖给德国的戴姆勒-奔驰,把Myspace卖给了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却又转身创造出星巴克、苹果、Pixar、Google和Facebook。中国人有这个底气和自信吗?

  保护是保护不出民族品牌的,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商业繁荣。

  还有人拿网民投票反对来说事。可我一直觉得,民意在中国是很可疑的。真正需要民意参与的事是没民意说话的份的,不需要民意的事反而一大群匹夫来慷慨激昂。

  一件事情要多少人来参与表决,取决于有多少直接利益相关方。要是一小国要加入欧盟,肯定要全民公决,因为跟每个人的利益都相关。可一个公司的出售,需要网民公决吗?这些网民只是点一下鼠标,他们对汇源究竟了解多少。我想,决定权还是在于大小股东、债主,也许还有工会和政府。

  其实,不管上市还是出售,本质上都是创业者套现退出,区别在于退出的程度。如果创业者不能把多年的奋斗成果兑现成真金白银,不能享受结果,永远只能在路上,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有创业的动力?又怎么会有新一轮创业的资本?

  这就好像你到了一个赌场,成为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前提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运气,。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抽身离场,可只要赌场对你说,不许兑现,你必须继续赌下去,直到你累死为止。你觉得这个游戏还有意思吗?

  为什么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都在海外上市,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美国、香港才有最完备的退出通道。而在A股市场上,过去基本上不对民企开门。现在开门了,但“大小非”减持到今天仍是个问题。

  很久很久以前,某村子里有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自力更生,忍辱负重,终于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这时,邻村的一个有钱员外爱上了他,正当两人情投意合的时候,村里炸开了锅,说咱们村年轻光棍还很多,虽然要钱没钱,要貌没貌,可也不能便宜了外面人。可姑娘死活不肯改嫁本村,村里的大妈族望们急了,找到村长,干脆颁一块匾下来:“贞节烈女”。有钱员外被吓跑了,可姑娘从此一天天人老珠黄。偶尔,村干部们喝醉了酒,跑过来揩揩油。

  请尊重一个创业家的个人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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